专家：城市男性大部分三代以内都是“凤凰男”

　　这个春节，从微博上发酵出来的“第一顿饭就分手”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该事件真实性虽然存疑，但社会心理基础确凿存在。

　　地区差距、阶层固化、“孔雀女”与“凤凰男”……一时间，各种讨论甚嚣尘上。专家指出，该事件用“阶层固化”“地区差异”来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事件证明了中国社会变迁中个体自我定位的迷失和社会包容度的下降。而要提升社会各阶层的整体福祉，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驳“阶层固化”：凤凰男现象表明社会流动性呈上升态势

　　眼下，不少评论为阶层固化感到忧心忡忡，把事件的男主角贴上“凤凰男”的标签，认为农村大学生在改变个体命运之后，还需要完成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的重建，而后者是一个更加沉重的任务，因此呼吁“打开社会流动之门”。

　　社会流动之门近些年来是更开放了还是更封闭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田丰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凤凰男”的出现本身就证明了社会是流动的。“一个农村的孩子可以上大学，可以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谈恋爱，虽然没有成功，但不可否认的，这本身就是社会流动，而且是典型的向上社会流动。”他认为，如果说有问题，问题在于不同出身的人在相互融入和相互接纳上有问题。事件体现的不是阶层是否流动的问题，而是阶层之间定位和相互包容的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也告诉记者，“凤凰男”现象表明社会存在自下而上的流动性。他说，当前中国整个社会保持着自下而上的流动性，当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渠道，包括上学、创业、经商、就业等等，都能改变农村出生的人的命运。 

　　驳“地区差异”：地区差异逐年缩小 

　　上海城市、江西农村……刺目的对比下，“地区差异”也是造成一个小小的事件发酵成大讨论的敏感词汇。然而事实上，我国地区差异近年来呈逐年缩小态势。 

　　2015年，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调查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12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97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增长8.1%，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另外，调查还显示，我国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但正在逐渐缩小。 

　　鄢一龙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主要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等，但2004年以来，省级人均GDP差距逐渐缩小，目前已经降低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城乡收入差距也在近两年开始缩小。“中国现在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劳资差距，是最富有的群体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所谓的上海白领和江西农村居民之间的差距，这个地区差距在缩小。”他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黄建云博士也指出，我国农村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打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了城镇化成果，新农村建设、村容村貌的改善都印证着农村的变化。 

　　事件折射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我定位的迷失 

　　“凤凰男”的本意其实指的是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几经辛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子。在田丰看来，“凤凰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覆盖面非常大的问题，从历史来看，解放后中国城镇人口不足10%，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只有7700万，现在城镇人口超过7亿，占比超过一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现在居住在城里的男性人口中，大部分三代以内都是“凤凰男”。

　　在一个三代以内都以“凤凰男”为主体的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对新一代“凤凰男”的排斥？田丰认为，问题的核心不简单的是奋斗和家庭出身，而是代际之间和代内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来说，新一代的农村大学生来到城市，实际上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在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如果可供分配的资源是充沛的，自然不会出现矛盾，如果资源是不足的，则会出现问题。而在婚姻市场上，城镇的女性数量显然是不足的，所以在分配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从婚姻市场梯度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定位，而婚姻恰恰是在男女所处社会地位之间的匹配。因此，田丰说，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源，是在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自我定位的迷失。该事件实际上证明了中国社会变迁中个体自我定位的迷失和社会包容度的下降。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通过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例子并不鲜见，而且都应该受到尊重。然而，在个体为改变命运努力奋斗的同时，社会层面的整体提升、对年轻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友善和宽容，承载着我们的更多期待。(记者 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