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艾专家张可：污名化“艾滋病”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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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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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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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在北京与新京报记者谈艾滋病防治问题。新京报记者周岗峰摄

　　【对话人物】

　　张可男，49岁，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深入包括“艾滋村”文楼村在内的河南近百个村庄，进行艾滋病防治，并根据大量调查，完成《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

　　【对话动机】

　　今年10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报告的艾滋病案例，已达到57万例。自1985年传入中国，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多，但更多的是“谈艾色变”，对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防治重点等问题，仍存在认知误区。在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新京报记者对话艾滋病防治专家、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张可，就这些疑问进行梳理。

　　谈文楼

　　艾滋村疫情是偶然事件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末，河南艾滋病疫情暴发时，很多人来北京找你看病，现在呢？

　　张可：少多了。因卖血而形成的河南艾滋村疫情，在中国整个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不太可能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造成根本性影响。当地防治系统建立之后，他们也比较少来了。

　　新京报：2001年，你是跟着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去“艾滋村”文楼村，看到的情景是怎样的？

　　张可：其实之前我已走过当地好多类似村庄，一去就被太多人包围，他们身上都有艾滋病感染者发热、腹泻、消瘦、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症状。文楼也是类似，那时还没开始免费治疗，大多数感染者情绪很不稳定，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新京报：你对当时感染的现状吃惊吗？

　　张可：确实超出我的预料。当时我所在的医院，只在太平间背后的一个小平房设置了艾滋病房，就3个大夫，两个护士，一年之内最多接待10个病人。业内对艾滋病的估计，也觉得距离流行还有5-10年的时间。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要走访许多村庄查疫情和救人呢？

　　张可：别说救，谈不上救，当时信息不公开，连有多少病人都不知道，只能带着各种资料、手册去村里普及知识，培训村医。一想到有这么大面积的感染但还没被发现，就很悲观，再不管，后果不可想象。

　　谈现状

　　歧视偏见会让防治出现偏差

　　新京报：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达57万例。这个数据很庞大，准确吗？

　　张可：其实数据一直在变化，还有查不出来、不在管理系统内的人，估计一共有70万-80万左右。

　　新京报：从发现卖血的艾滋病村到今天，传播渠道发生变化了吗？

　　张可：我一直在强调因卖血而形成的艾滋病村是偶然事件，任何国家艾滋病最终扩散，性传播都是最主要途径。我们做过一些评估，基本路径是先由吸毒，逐渐扩散到性传播，且异性性行为是主体。一个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其实取决于性工作者携带病毒的比例，所以防艾，真正的防线是第二道。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最应该预防的是异性性行为之间的传播？

　　张可：对，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这第二道防线上。对性工作者进行干预和培训，加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带毒率下降或被控制住，中国的艾滋病就不可能产生爆发式的增长。

　　新京报：但多数人其实对这一点并不理解。

　　张可：这和公众认知水平有关。多数人对艾滋病的歧视，其实都是对性的歧视。甚至我的家人也是这个态度，我去河南调研，她同情这些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甚至愿意去帮忙，但我去给性工作者普及防艾知识，她会觉得对方活该。这些错误意识其实非常危险，会导致整个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出现巨大偏差。

　　新京报：近些年，大众更关注同性性传播，你怎么看？

　　张可：我觉得这一点被放大了。我不赞同过多宣传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或对此进行干预。根据国外的经验，同性人群艾滋病感染几率，到30%就饱和了。中国目前来看最高的数字是接近20%。太强调同性之间传播，其实也是一种误区，一来容易让人忽视异性性行为才是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二来也给同性人群带来压力。

　　新京报：另一个被关注的群体是在校大学生。

　　张可：这也是错误观点，误以为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其实是因为他们知识来源多，对病情有客观认知，会主动检测。当然，目前来找我的很多是大学生或同性群体，但来我这里的多，并不代表整体人数多。他们给我的反馈是，病情一旦被得知，基本没法继续上学或工作，他们不满、愤怒、痛苦。对艾滋病污名化，用歧视、偏见的眼光去看待，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谈拒诊

　　治疗和打仗一样，没道理可讲

　　新京报：近几年关于“拒诊”的话题很受关注，作为医生，你怎么看？

　　张可：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来自社会的歧视，歧视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确实比中国轻很多。第二个层面表现在拒诊了。这也与医疗体制有关，中国特有的传染病医院模式，让很多综合性医院接收艾滋病人后自然会推给这里。

　　新京报：那医护人员因职务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有多高？

　　张可：从国际研究来讲，医护人员行医感染的概率非常低，千分之三左右。打一个比方，我去过的河南上蔡县，当时有100万人，1%的感染率，在过去没有被发现的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都是在当地县医院做手术，但没有医护人员感染。世界卫生组织也规定了“普遍性防护原则”，没有特殊对待。

　　新京报：怎么看这种来自医护人员的恐惧？

　　张可：我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这是你的专业，没有任何理由去推托一个病人。也是你在学习医学伦理时就接受的教育：坏人、敌人，都要治。就像2003年非典暴发，谁感染了谁躺下，但能临阵脱逃吗？不能。治疗就跟打仗一样，没什么道理可讲。

　　新京报：有人会认为生命要放在首位。

　　张可：我只说一样，都只考虑我的安全，这个逻辑是不对的，都害怕承担风险，推托不管，那又有谁是应该去承担这个风险的呢？从事了这一行，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要不你就别做。

　　新京报：也有人提出鼓励的模式来解决拒诊的问题。

　　张可：现代医学教育里最缺乏的，其实就是关于职业精神的教育。最重要是履行职业精神，干好你的本职工作，而不是额外的奖励来刺激，越特殊越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