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63人涉两性作风问题被通报 领导干部须管住私生活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今年2月28日，总计有63名党员领导干部涉及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与他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违反生活纪律行为，其中中管干部7人，中央一级领导干部2人，省管干部54人

　　●以党规制度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仅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内工作职责的监督，也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私人生活的监督，包括他们的生活圈和朋友圈

　　近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其涉嫌受贿、贪污、重婚3项罪名。

　　值得注意的是，据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赖小民在与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去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则称赖小民“与多名女性搞权色交易”。

　　《法制日报》记者逐条梳理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息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今年2月28日，总计有63名党员领导干部涉及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与他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违反生活纪律行为，赖小民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首个涉重婚罪的党员领导干部。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诸多案件的背后，都能看到作风问题的影子，作风问题甚至成为党员领导干部滑向深渊的“导火索”。因此，依法以重婚罪对构成犯罪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惩处，具有示范性意义，即党纪国法衔接，压缩党员领导干部发生两性作风问题的空间，使其依法依规管好自己的私生活。

　　近日，国新办举行坚决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新闻发布会，中国银保监会周亮称赖小民一案“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

　　周亮说，事实证明，赖小民案件是金融领域里发生的一起触目惊心的大案，对金融界是非常大的警醒。

　　赖小民涉嫌受贿、贪污、重婚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调查终结后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管辖，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987年7月，时年25岁的赖小民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副处长，此后10年间一路晋升至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副司长、监管二司副司长。

　　2003年4月，时年41岁的赖小民赴任至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两年多后，晋升至原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主任一职。

　　2009年，赖小民转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2012年，华融资产改制为股份公司，赖小民任董事长。

　　半年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对赖小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根据通报，赖小民违反纪律和规矩，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责主业；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任人唯权、任人唯利、任人唯圈，严重污染企业生态；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利，与多名女性搞权色交易等。

　　根据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赖小民除了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之外，因在与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涉嫌重婚罪。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个案例充分证明，在党纪政务处分基础上，也会对其涉嫌犯罪的情节追究刑事责任。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看来，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涉重婚罪。如果被告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又以夫妻的名义同居，就不仅是违纪问题，更是涉嫌犯罪。

　　彭新林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重婚问题比作风问题更严重，因为重婚是犯罪行为，破坏了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制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如果党员领导干部在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同时触犯刑法，那么以重婚罪对这种行为进行惩处具有示范性意义。

　　庄德水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对于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经常表述为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这些行为在违内法规的基础上，案件移交检察机关之后，有可能涉嫌重婚犯罪。

　　在庄德水看来，现在以涉嫌重婚罪追究违法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有助于落实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共同整治党员领导干部的私生活问题，真正让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到作风问题不是小事，而是违纪违法的大事，同时压缩党员领导干部违反生活纪律的空间。

　　彭新林认为，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与其个人品行和形象关联，也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而生活作风出问题，往往就是领导干部蜕化变质、腐化堕落的开始”。

　　党的十九大以来，首个被通报的涉两性作风问题的党员领导干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原总工程师司继涛。

　　司继涛的简历显示，他于1996年进入原山东省建设委员会工作以后，先后在中国矿业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博士，还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17年2月，司继涛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总工程师。然而，5个月后，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宣布司继涛接受组织审查。又过了3个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司继涛决定逮捕。

　　同年11月初，中央纪委通报开除其党籍、开除其公职。通报称，司继涛“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2018年2月，司继涛涉嫌受贿罪一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固原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是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年9月，固原市中院一审以被告人司继涛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今年2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对他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其中称朱兆华“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子女”。

　　简历显示，朱兆华曾任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14年，2009年10月改任广东省水利厅巡视员，于2012年3月退休，2018年9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今年2月28日，总计有63名党员领导干部涉及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与他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违反生活纪律行为，其中中管干部7人，中央一级领导干部2人，省管干部54人。

　　宋伟说，数据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的个人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存在权色交易与权权交易、权钱交易交织的复杂情况。因此，亟需加强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全天候监督约束，尤其是不能忽视对“八小时之外”的监督。

　　庄德水认为，所有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都应该受到严格的约束。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个别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触目惊心。

　　在庄德水看来，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是私生活问题，而是公共权力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处理不好自己的私生活，很容易产生权色交易，严重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也成为问题发生的根源。

　　“一些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其原因就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发生了问题，被打开了缺口，再也不能做到廉洁自律。”庄德水说，“这些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在生活作风方面做出表率，进而直接影响到民风乃至社会风气。”

　　彭新林研究发现，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很多分子的腐化堕落，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往往是从作风问题开始，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因此，作风建设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才能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作风，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彭新林说。

　　在宋伟看来，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党员作风问题的党务政纪处分通报，反映了党中央严肃处理相关问题的决心，对于强化领导干部形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具有明显推动作用。

　　早在2003年12月，中央印发《中国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规定在第十四章“严重违主义道德的行为”中。

　　当时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此外，当时的纪律处分条例还规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2015年10月，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党纪律处分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明确违反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6类违纪行为，开列出负面清单。

　　在此次修订中，相关内容被调整在第十一章“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中：“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

　　当时，有专家解读说，条例规定的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修改之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宋伟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纪律处分条例对这一问题的修改，一方面使得类似案件有了判罚标杆，保证了党规制度的刚性运行；另一方面也发挥了有效的警示作用，进一步降低这类案件发生的概率。

　　庄德水观察发现，党的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多起党员领导干部违反生活纪律的案例，说明中央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毕竟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违纪问题特别突出；另外，对纪律处分条例的持续修订，说明中央一直在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进行制度化约束。

　　在庄德水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性的措施还是以党规制度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仅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内’工作职责的监督，也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私人生活的监督，包括他们的生活圈和朋友圈”。

　　彭新林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无小事，从执纪监督看，违纪是违法的开始，党员领导干部一旦违纪，很容易形成“破窗效应”，因此一定要让党员领导干部把纪律看成心中的“底线”和“红线”，依法依规约束自身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