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HIV公益检测室门后的秘密 15分钟拿到“生命节点”

　　“你好，今天由我来为你提供检测咨询服务。接下来，我会问及一些关于性行为的具体问题，它们都是保密的，仅为了更好对您的情况做出风险评估。”

　　类似的开场白，几乎每天都会在淡蓝公益检测室内响起。自2008年，这家民间公益组织开始免费提供艾滋病感染检测服务。

　　走进淡蓝检测室的上千人里，有前途光明的大学生，有即将结婚的年轻情侣，也有年近70岁的老人。让他们来到这里的，可能是一次缺少保护措施的高危性行为，也可能是长期以来混乱的私生活方式。

　　一张试纸会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道杠是阴性，两道杠是阳性。这张试纸，自此也成为了生命的节点。

　　15分钟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坐在检测员罗森对面，不住地搓手，重复问着“怎么办？”

　　罗森一边安抚着男人，一边开始指尖采血。他注意到，男人递过来的手上有很多厚茧，衣着不是很干净，“应该是个进城务工人员。”

　　男人的表达不是很顺畅，颠三倒四说出些信息——妻子在老家，自己在北京务工，网上认识了一个人，人家在酒店开好了三天房，叫他去，他就去了。

　　“为什么来检测？”

　　“三天之后他才告诉我，他是阳性。”

　　“有使用安全套吗？”

　　“没有用安全套，也没人说要用啊。”可能觉得委屈，中年男人哭了起来。

　　在了解了对方近期的性行为和性伴侣身体状况后，罗森开始进行铺垫，他告诉男人，即使真的感染了艾滋病，可以到医院免费领取治疗药物，定期服用后，把病毒载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寿命有希望和正常人一样。”

　　从检测咨询员自我介绍，展示检测用具，询问被测者基本情况，再到完成检测，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后，罗森瞟了一眼试纸，只有一道杠出现，阴性。

　　听到结果，脸上混着泪水和污渍的中年男人突然停止哭泣，咧嘴笑了。

　　拿到阴性结果的人们，大多高兴得像个孩子，有的一边喊着“我再也不这样了”、一边嚎啕大哭；有人像是捡回了条命，对检测员千恩万谢后偷偷留下三百块钱。

　　检测结束后，如果是护士张姐推门进来，则意味着坏消息的出现。张姐负责为初筛阳性的检测者再次采血，把血样送到疾控中心进行转介，之后就是确认感染、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定期开始领取抗病毒药物。

　　检测咨询员憨憨一直记得，他测出的第一例阳性感染者，一个十八九岁的男生，在一所不错的学校里读艺术专业。憨憨瞟到了检测试剂上的结果，已经开始进行铺垫，男生全然不知，还是兴高采烈说着假期后的实习经历。

　　听到“阳性，复查”的结果后，男生沉默了。过了会儿，他问了一个很多感染者都会提到的问题，“我的父母该怎么办？”

　　感染的征兆

　　一个年轻的富二代在得到初筛阳性的结果后，从包里掏出一堆自测试剂，也都显示阳性。他挤出一句，“你看着吧，我一会儿出门就去找车撞死。”

　　拿到阳性检测结果的人们，大多能从过往的生活方式中找到感染的根源，区别只在于，感知到危险的早晚。

　　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九零后青年，发生高危性行为后来到淡蓝检测室。当时，他还在阻断期内，只要按指导服药，基本上可以避免感染HIV（艾滋病病毒）。在得知阻断药需要4000元左右后，他拒绝了检测，也不想服药，他对检测咨询员说，因为是长期关系，相信对方不会是病毒携带者。

　　男青年再次来到检测室时已经过了阻断期，同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并进行了检测，结果是阳性。工作人员当场哭了，自责，觉得如果上一次坚持带青年去吃阻断药，可能就会避免这个结果。

　　为什么要进行没有保护措施的高危性行为？

　　多数来访者给出的答案是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这样会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够爱他，这也是信任的体现。”

　　一次，罗森听说好友小A刚和相处九年的恋人分手，这段从学生时代开始的感情给了小A极大的安全感，九年中，他们的性行为几乎都没有采取保护措施。职业敏感下，罗森给小A寄去梅毒和HIV检测试纸，视频连线指导小A进行检测。

　　两人嘻嘻哈哈地聊着天，罗森注意到，视频中的试纸很快显现出两条杠。

　　“我x！”罗森瞬间从床上弹起来。

　　小A被罗森的反应吓了一跳，问道：“有问题是吗？”

　　“阳性。”

　　“那他（小A的前男友）是不是也有问题了？”小A第一时间在还担心对方的健康。

　　让检测人员更无奈的，是那些私生活混乱的来访者们。一位有多个性伴侣的男青年，平均一个月就会来检测室一次。他对于安全措施的使用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看上去身材比较瘦的，使用安全套，因为感觉瘦的人抵抗力弱，有携带病毒的风险；对看上去身材比较健硕的人采取“无套”，因为感觉携带病毒的几率小。检测员多次提醒都没能改变他的想法，一年后，男青年的检测结果变成了阳性。

　　那些淡蓝检测室里的常客大多如此，在明晰自己生活方式隐患的同时，也抱着不小的侥幸心理。

　　“我肯定得了。”一个年轻人两个月里第三次来淡蓝工作室做检测，前两次走时他都会留下一句话：“我觉得下一次来时肯定已经感染了。”

　　“你的棉签消毒了吗？你的弹簧针是一次性的吗？”还有总出现在淡蓝检测室的年轻人，总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性，他很注意卫生，每次来都会自带碘酒和棉签，同时，他又不愿改变缺少安全措施且混乱的性生活方式。

　　“阳了”

　　那些拿到阳性检测报告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有家室的人通常会问检测咨询员，是否有传染给妻子、孩子的可能，学生则更关心自己的学业，询问是否会通知学校或者影响毕业。隐私是所有人都在乎的事情，感染之后，即使入职体检这样再普通不过的程序，也会带来暴露的可能。“那些原本细碎的日常，都变成了一把刀，悬在了头上。”一个感染者这样形容。

　　在来淡蓝工作室检测前，一个男青年和未婚妻有了备孕的计划。他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罗森问他，是否后悔知道这个结果。男人否认，说幸好提前知道了。回家后他和妻子商量，两人仍然如期举行了婚礼，并且计划通过阻断治疗，继续尝试怀孕。

　　罗森还接待过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HIV检测，在回答关于性生活方面的问题时，大爷起初坚决的否认：“没，我没做过那种事！”

　　大爷在检测室门口站了很久，不敢推门进来，碰上另一个也在犹豫的男青年，两人搭上话，男青年帮他一步一步操作完成了手机预约系统。

　　大爷从外地来北京务工，跟一个工地里的女工友发生了高危性行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他说自己几乎从来不使用安全套。

　　15分钟后，罗森用余光瞟到试纸，两条杠，“阳了。”

　　按照程序，初筛阳性，需要确认被测者身份，再次进行采血，之后转介到疾控中心，再次进行确认。

　　“没带身份证！”大爷很警觉，他认为，提供身份证后就会被拘留，感染的秘密也会曝光。大爷给检测室垃圾桶里一张“一道杠”的试纸拍了照片，走出去，拿给那个帮他完成预约的男青年看，之后就再没回来。

　　不做转介，意味着无法进一步确认感染，不能在疾控中心领到免费的药物，体内的病毒载量也得不到有效控制。但这确实是一些人的选择。

　　罗森接触到的来访者中，差不多有5个人拒绝转介。有的人害怕服药后的副作用，想活得舒服点；还有人则是害怕面对下一步的治疗，求着罗森一起陪着去就诊。

　　罗森一直惦念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从进入检测室，他就一直沉默。不提供身份信息，不转介，也不说话。罗森加了他的微信好友，看不到他的朋友圈，问他病情也从不回复。罗森一度怀疑这个人已经走了，直到前不久看到他更换了微信头像，“起码他还活着。”

　　活着

　　拿到阳性检测单的那一刻，成为了大多数人生活的节点，更好，或者更坏。

　　罗森曾在半夜接到感染者的电话，药物反应让对方眩晕呕吐，电话另一头在哭着质问，为什么要“骗”他吃药，一个人面对这个病太难了。

　　罗森也看见过，曾经频繁更换伴侣的人，确认感染后心性大变，一猛子扎进工作里，想多赚点钱、为以后的治疗做储蓄，并且开始严肃地对待感情生活。

　　前不久，罗森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位感染者发的火锅照片。那人来做检测时免疫系统已经非常糟糕，口腔溃疡久治不愈，身上也出现了红疹。在接受药物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后，他第一时间去吃了火锅，配文说：“能随心所欲地吃，真爽。”

　　在淡蓝公益检测服务一年半后，罗森越来越觉得，这间检测室也像是一间告解室。走进来的人总要说出一些自己的秘密，可能和道德或情感有关，可能很痛苦也很煎熬。但当走出去的时候，人们多数会达成一个共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