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与移植”摘得中国医学“诺贝尔奖”

　　自2010年试点以来，截至今年11月16日，全国有5444位公民身后自愿捐献器官14897个。仅今年前11个月，就有2297位公民身后捐献器官6428个，捐献数量是去年的两倍，捐献量，已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

　　2015年的吴阶平医学奖首次没有颁给两院院士，而是颁发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推动者——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黄洁夫。他说，自己代表“让生命在阳光下延续”的800余位器官捐献协调员领奖。

　　奖金20万设“生命使者”基金

　　11月28日，2015年吴阶平医学奖颁发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和医院肝胆外科教授黄洁夫。

　　自2007年设立以来，吴阶平医学奖的颁奖对象一直是医学领域的两院院士。今年，这个素有中国医学领域“诺贝尔”之称的大奖颁给黄洁夫教授，缘于他多年来倾力推进中国建立符合社会伦理、法制与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

　　在领奖后的媒体见面会上，黄洁夫宣布将20万元奖金捐献给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用于建立“生命使者”基金，激励“让生命在阳光下延续”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国际器官移植领域，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和移植医生一样的“通用”执业，他们负责帮助有器官捐献意愿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实现身后器官捐献，并联系器官获取组织，见证器官捐献、获取过程，确保捐献的器官能够及时、安全地给最需要的病患；还要帮助器官捐献家属获得心理慰藉。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量飞跃 仍难满足移植需求

　　在中国，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个“新生”行业，目前仅有800多人，他们来源于各地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宣传员及器官移植资质医院的ICU、外科医生。

　　每年，我国有600万病人在医院ICU去世，9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同时有近30万人因重病需要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由于“对接”力量尚薄弱，中国虽然在启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宣布“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的惟一合法来源”，并实现了捐献量的飞跃——今年前11个月，2297位公民身后捐献器官6428个，捐献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但器官捐献与移植之间，仍面临很大的供需缺口。

　　黄洁夫介绍，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中，肝脏、肾脏的器官移植等待者名单，每年是3万人左右（目前为2.8万余人），预计今年全年公民捐献器官1.1万个，仅能满足1/3的移植需求；由于我国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仅有169家、能够主刀的移植医生只有200多人；心肺移植资质医院和医生稀缺，我国每年只能实施2000多例心/肺移植手术，很多已经捐献的心、肺器官面临“废弃”窘境。

　　体制不顺与部门掣肘成器官捐献障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所谓‘死要留全尸’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尚未能倒逼、理顺的管理体制。”黄洁夫希望，通过修订2007年颁布的现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出台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理顺卫生部门、医院、红十字会各方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中的权责分配，最终推动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的需求，全部由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满足。

　　“未来两三年内，我国大概需要300家可以实施器官移植的医院，四五百位器官移植医生，以及3000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协同工作。”黄洁夫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走上符合伦理、国情的法制化道路“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今天之成绩，是中国政府深化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决心展示，我，只是这个事业的代表而已。”

　　黄洁夫希望，把吴阶平医学奖的20万奖金作为“生命使者”的种子基金，激励并壮大器官协调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