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十日谈：“健康中国”急需补足的三块短板

“放开”十日谈：“健康中国”急需补足的三块短板本站　　因此，在过去三年中的大部分时刻，每当有人试图将调整或松动现行防疫策略的可能性列入讨论议题时，“挤兑”一词总会出现在最重要的几个反驳论点中

　　因此，在过去三年中的大部分时刻，每当有人试图将调整或松动现行防疫策略的可能性列入讨论议题时，“挤兑”一词总会出现在最重要的几个反驳论点中。

　　必须承认，这套逻辑的杀伤力很强。中国不能和欧美和亚洲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的老龄化比例很高，且医疗资源、尤其是低线城市及乡村的医疗资源非常薄弱，这些都是无法在短期改变的现实，因此，一旦中国放开疫情管控，短时瞬间的医疗资源需求将迅速击穿卫生医疗体系，导致有限的医疗资源陷入崩溃，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物价体系、企业用工效率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关于“医疗资源挤兑”的担忧，出现在过去三年中的很多次防疫策略探讨中，这已经成为一个毫无争议的社会共识。

　　从12月7日“国十条”发布到现在，短短10天，很多北京人正在亲身体会着“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的内涵。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口号，并非来自疫情防控政策转折点上的某座省会城市，也不是大流行时代的产物，我能查到的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在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夏天，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在“健康中国行动”发布会上提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家庭和社会都负有健康责任。

　　这话本身没错，但它的诞生背景是一个常态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下，是为了推动中国人“防大于治”。当疫情肆虐，感染者成了社会的大多数时，指望每个感染者自己负责自己的健康，就有着“社会资源甩锅”的嫌疑了。

　　“国十条”发布之后，在事实层面，中国的防疫策略迅速从防控为主转到防治为主，一字之差，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却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想和既定认知。

　　“医疗资源挤兑”只是整个社会秩序链条上比较显眼的一环，当“缺医少药”成为公共议题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些因为缺医少药而发生被动减员的岗位、领域、部门、企业。

　　双十一购物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很多人几天前刚刚收到了一个月前买到的货，还有很多人的物流信息在某个中转站停了好久没有更新，又有些商家直接在购物页面上写着“疫情防控原因，发货时间不确定”。

　　于是，在北京又发生了一件大大超出常规认知的事：丰台、海淀、大兴等多个区的商务局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当前因为骑手运力不足，导致外卖配送压力较大，倡议在个人及家庭允许的情况下，在确保自身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如近期未到岗工作或有闲暇时间，居民可以自主选择加入外卖骑手的行列当中。”

　　这个礼拜，北京的街头并不比“国十条”发布之前热闹多少。开放堂食的餐厅，看上去和暂停堂食那会儿没什么区别，空空荡荡的餐厅里，绝大多数人选择打包。

　　还有些餐厅甚至直接暂停营业了，理由大概有两个，一是翻桌率太低，覆盖不了运营成本，二是外卖骑手稀缺，很多外卖订单没有骑手接单。

　　比餐厅更惨的是大商场。最近，一些身强体壮的，还没来得及感染的健康人士，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晒的一类图就是“包场”。

　　半个月前商场门可罗雀的原因是很多人被封控、隔离在家了，现在的原因其实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家的人们不是不想出来，而是进入了新冠病毒发病周期，实在缺乏逛街的身体条件。

　　疫情近三年来，中国一直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控上面，如今，当防疫策略发生重大转变之后，防治已经成为防疫策略中的核心问题。

　　但是，在从防控向防治转变的过程中，似乎缺乏一个整体统筹的规划和分级落实的执行方案，于是，当全社会走向放开之后，在社会秩序的多个环节上都出现了状况。

　　当然，我们可以说，对于疫情的放开，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从政府到基层单位，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抛开新冠疫情本身，仅针对普通医疗卫生体系而言，中国也有太多需要补足的短板。

　　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局面得到了全方位改善。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应“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

　　我注意到，在“国十条”发布之前，绝大部分群众根本不了解感染新冠后的用药方法，只是从新闻中听说，好像有一种叫连花清瘟的药，经常在方舱中出现，而对于“布洛芬、乙酷氨基酚”这两种药效最明显、止痛效果最直接的药，普遍缺乏足够了解，以至于当出现大面积感染后，这两种药迅速成为紧俏货，无论医院还是药店，都很难找到。

　　最近这些天，各种官方的、民间的机构，都在频繁发布新冠用药指南，试想，如果这些用药指南可以早些发布，甚至于在半年前就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并建议中国家庭尽早采购相关药品以备急用，可能对于现在的医疗资源挤兑，会有很大的缓解作用。

　　医疗卫生事件考验的是一个社会的综合能力，而非某一方面的能力。在这次的“国十条”后续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制药厂的库存不足，连带影响了末端市场上的整体配给问题。

　　药厂的库存之所以不足，与过去近三年间中国的防疫政策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购买此类药物的登记（弹窗）制度严重扼制了药物需求，另一方面，长期采取的高强度限制流动策略让发病患者始终保持在低位，也限制了此类药物的需求。

　　可是，当政策突然发生转向时，作为决策层，是有理由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用药需求的。在这时，如果政府能在政策发布前与相关药企、医疗卫生机构做足沟通，提前布局，支持和推动药企提前加大产能，同时在物流等环节给出相关保障，今天这种“一药难求”的局面，应该会有一定改善。

　　智慧医疗并不是一个最近兴起的概念，对于医疗领域有一定关注度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种医疗模式已经推行多年。但是，当大规模疫情突然来临时，我们依然会在大医院的门诊看到排队的长龙，智慧医疗的脸，被打得不轻。

　　在智慧医疗的理念中，强调运用物联网技术，打造健康档案医疗信息平台，从而让医者与患者实现信息化互动。

　　如果智慧医疗体系足够发达的话，当今天这种大面积感染的情况发生时，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成熟的家庭健康档案系统甄别哪些高危人群具有新冠并发症的可能，而基础数据库可以有针对性的分发药物。

　　此外，大量的基层医生工作站在信息整合度极高的家庭健康档案的辅助下，可以高效、快捷地为大量发热病人开药，并提供防治建议。

　　作为医疗资源最好的几座中国城市之一，北京尚且如此，我不知道低线城市将如何应对仍在肆虐的疫情。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但每个人同样也是属于这个大社会的一分子。在一起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过程中，社会公共治理体系有责任、亦有义务承担起协调与支援的作用，尽快恢复社会基础功能，稳定社会秩序，调节社会运转节奏。

　　任中国科协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促创委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专家库专家。

　　著有《城市更新空间内容探索》、《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鞋狗》、《为谁留的空椅子》、《凿开公司间的隔栅》、《布隆伯格传》、《成就斜杠人生》、《全黑军团》、《发明：詹姆斯·戴森的创造之旅》。

　　马拉松爱好者，截至2022年12月，已完成全程马拉松147场。荣获2016年CCTV体坛风云人物体育精神奖（提名奖）、2017年“中国马拉松年度人物”荣誉称号，2022年2月受邀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第97棒火炬手传递奥运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