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一）

健康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一）本站　　自古以来，为了生存与长寿，人类一直追求卫生与健康

　　自古以来，为了生存与长寿，人类一直追求卫生与健康。在古英语中，“hælth”（健康）一词来自于德语（日耳曼语），与“整体”（whole）存在联系。古希腊的医者强调身心整体的重要性。希波克拉底认为通过保持地、火、风、水四种元素的平衡即可维持健康，并认为机体还需要与外界保持协调和适应。在汉语体系中，卫生与健康紧密联系。“卫生”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趎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庄子将“卫生”诠释为：“防卫其生，令合道也。”这里的“卫生”即维护生命、保持健康之意，立意之本在于个体健康。现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词汇。从光绪以降，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词汇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与“hygiene”相对应的现代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卫生”和“健康”的内涵都发生了转变。广义的健康表达的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良好的运行状态。狭义的健康指个体无疾病。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概念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G.L.Engel）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标志着人类对健康概念的认识从过去注重单一的“生理健康”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综合健康模式的重大转变，即认为人类健康不仅仅是指躯体健康（physical health），还包括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health）、社会适应良好（good social adaptation ）和道德健康（ethical health），是四个方面健康、有机的统一。随之，健康理念逐渐从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领域向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系统学等其他学科渗透，其研究视野也逐渐从相对狭义的生物生命体的健康扩展为更广义的、非生物的复杂组织系统的健康。

　　卫生问题与国家命运联系的线年发表的《长冈乡调查》。在该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由此提出讲究卫生、减少疾病、保护健康及抗击敌人的思想。这四者的关系层层递进，使貌似不相关的几件事因保家卫国而达到高度一致。在看来，卫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民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卫生运动因为种种需要而被长期坚持下来。纵观这一运动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及“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１９５１年９月９日，以中央的名义，在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批示：“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一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的重要性并不仅在于其是第一个文件，更在于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为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从此，爱国卫生运动在卫生工作原则的指导下逐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指导思想。在此阶段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是预防和消灭传染病，以最为危害人民健康的20种传染病为防治目标，尤其是威胁国防和经济建设的传染病，如天花、鼠疫和霍乱等。

　　1952年初，美国对中国东北和青岛等地区投掷细菌弹。为了粉碎敌人的细菌战，防止疫情发生和蔓延，1952年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进行灭虫和消毒的防疫运动，及时地扑灭了敌人投下的各种毒虫毒物，而且大规模地消灭了各种传播病菌的媒介，改善了环境卫生，建立了卫生制度，普及了卫生常识，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在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激发下，卫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并持续开展起来。将卫生运动与保卫国家联结在一起，取得了群众的支持，不仅在卫生领域取得了成效，而且帮助国家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效果。国际上也对中国的卫生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1952年5月，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在中国各地考察后向世界宣告：“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促进个人卫生和社会卫生的运动，这个运动受到5亿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1952年12月31日，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为了反对细菌战发动起来的。抗美援朝已经结束，爱国卫生运动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否则会妨碍生产，耽误工作。针对这些情况，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目标，并指出要消灭疾病，保卫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这就是保护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和最重要的生产力。党和国家远瞩，将人民的健康视为立国之本，爱国卫生运动超越了运动和运动，开始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相结合，使中国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再次遭遇传染病的侵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疟疾、伤寒、麻疹和回归热相继在全国流行，爱国卫生运动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两管”“五改”成为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改良水井是为了使饮用水达到卫生要求。改良厕所和畜厩是为了管理好人畜粪便，使粪便经过无害化处理，既不污染环境，又能防止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改良炉灶是为了使炉灶好用，烟囱不倒烟，节约柴草和煤炭，减少环境污染。“两管”和“五改”措施的施行，使厕所、牲禽圈窝、水井及水池得到了改良，既积存了肥料以适应农业生产，又保证了水源符合卫生条件，做到了卫生运动服务于农业生产，满足了农民的需要，保护了农民的健康，成为农村实施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内容。

　　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城市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爱国卫生运动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评比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的活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五讲、四美、三热爱”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数字化运动口号。“五讲”中的讲卫生、“四美”中的环境美、“三热爱”中的热爱祖国都与爱国卫生运动直接相关。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科学层面，围绕爱国卫生运动，个人与社会、农村与城市都成为爱国卫生运动的试验场和检验场。爱国卫生运动从相对独立的口号和行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在以城市为载体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医疗卫生工作逐步向专业化和规范化转型，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的能力也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承载这种文明的基础就是广大的中国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高等院校学生等只需要个人缴纳挂号费和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职工的直系亲属也有相应的医疗保障，而广大农民却属于自费医疗。与城市相比，农村幅员更为辽阔，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主体，因此，关心农村卫生、关注农民健康成为一件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事情。

　　1965年6月26日，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批评了“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做法，要求“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各地卫生领导部门纷纷抽调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仅1965年5月，就有1500多个巡回医疗队下乡。《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下乡上山的办法，应当多种多样：可以从医院中分出一部分人员、设备，到农村建立基地；可以从医院中抽调一批医务人员充实农村基层，在农村安家落户；也可以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流动性的医疗机构，到农村巡回医疗”。“送医下乡”在形式上把城市的医疗资源输送到农村，从本质上加强了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局面，打破了农民与现代医疗隔绝的僵局。

　　另一方面，送医下乡也使城市医学专家有机会目睹和感受农村医疗的实际状况。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辽宁和安徽等省市组织了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并培训了基层卫生人员。医疗队员的名单中云集了当时中国医学界的精英人物，如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吴英恺和范秉哲，内科专家张孝骞、钟惠澜和吴朝仁，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皮科专家胡传揆，耳鼻喉科专家徐荫详，眼科专家张晓楼，卫生学专家叶恭绍等，以及名老中医叶心清、朱颜、赵炳南、郗霈龄及冯泉福等均在其中。1965年2月26日， 《人民日报》配发社论，明确阐述了组织医学专家下乡的目的：“我们的卫生工作要为全体人民和一切病人服务，但是，首先和主要的应当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卫生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得好，就不能光看到城市，也应当面向农村。”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延续到了1975年。据资料统计，期间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深入农村进行巡回医疗。

　　送医下乡运动所展示的既是一种技术的医疗，也是一种制度的医疗。一方面，国家向缺医少药的广大乡村输送医药、技术与服务，建立基本卫生保健网络。另一方面，国家也获得了政权建设的认同及合法性，并形成了输送国家各种理念及要求的路径，成为国家建设的工具。同时，送医下乡不是简单地对农村的医疗拯救，也是对城市医务人员的世界观的改造。送医下乡使城市医生认识到，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要普惠全民，农民的健康不容小视。可见，送医下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不仅使农民受益，也使城市的医生受益。

　　1996年以后，各地各部门在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为农民办了许多实事。原卫生部在1997年底提出对农村实行对口支持，推动开展“五个一”活动。在北京等十大城市，50％左右的二、医疗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在晋升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之前，必须到县或乡卫生机构工作半年到一年。通过继续搞好以加强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知识下乡活动，无偿赠送或优惠支援适宜设备以及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等方式，将卫生下乡活动与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和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结合起来。下乡医疗活动在农村普及医学卫生知识、教育和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合作医疗”一词最早见于1959年12月原卫生部党组上报党中央的《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几起几落。1955—1966年处于探索阶段，1966—1976年处于阶段，1976—1982年处于停滞徘徊阶段，1982年以后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衰落。

　　下派巡回医疗队到乡村的方式一时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但更多的是一种短暂的救助。因此，城市医务人员下乡以后，除了巡回医疗和治病防病外，还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积极培养半农半医的医生，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把医疗卫生技术的种子撒播在农村，使之在农村扎根，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扎根。赤脚医生成为改善农村医疗最直接的贡献者。

　　赤脚医生是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指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他们是受过一定培训的基层卫生工作者。他们掌握简单的医疗卫生常识和技能，但仍持农村户口。赤脚医生现象是中国医疗卫生在“最优”与“可行”之间的选择。1965年，中国共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在高级医务人员中有80％在城市，其中的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75％的医疗卫生经费被用在城市，25％被用在农村。

　　20世纪60年代末，赤脚医生的出现将大队医疗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县医院联结成一个紧密的医疗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巩固了按照医疗水平等级形成的医疗体系内部的协作。与此同时，合作医疗的医药费减免也消除了之前阻碍村民外出求医的经济障碍。1976年，全国有90％以上的农村成立了合作医疗组织，从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预防保健网。在这个网络中，除了有51万名正规医生外，还有146万名不脱产的赤脚医生、236万名农村卫生员及63万名农村接生员。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合作医疗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有效地改变了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健康保障。占全国20％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创造了卫生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这些宝贵的中国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吸收，并在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中有所体现。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至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一度达到了150多万名。在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领域留下了赤脚医生的足迹。赤脚医生能处理农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能在农村最基层的土壤里扎得下根，能融入中国的农村文化中。赤脚医生来自于农民，服务于农民，与农民一同耕作在田间地头。他们虽然没有圣洁的白大衣，常常身穿粗布衣，但他们拥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农民送医送药的服务之心。他们采用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以中医中药为主、西医西药为辅，满足了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保健需求。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各种因素，导致我国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普遍瓦解。这些因素包括：

　　②由于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及农村管理制度，改变了赤脚医生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生态环境。

　　③由户籍管理的松动、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利益多元化，改变了赤脚医生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社会基础。

　　④对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迷信以及对农村公共卫生及预防保健网的削弱则动摇了赤脚医生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群众基础和体制基础。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2004年1月1日实施了《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标志着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可以正式的名义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