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以上国人对城市化的认知100%错误

99%以上国人对城市化的认知100%错误本站　　对当下中国国情，尤其是对城市化、城乡关系有清醒、正确认知的人，比大熊猫还少

　　对当下中国国情，尤其是对城市化、城乡关系有清醒、正确认知的人，比大熊猫还少。可以很肯定地说，从庙堂到乡野，总人数1%都不到，能有0.1%就很不错了。

　　这是当下中国最严峻的问题，它会毁坏很多美好的构建，浪费很多无谓的投资，制造很多空城鬼城，耽误很多人美好的前程，同时，给中国制造最大的灰犀牛——高达数十万亿元的地方债和背后的空城鬼城陷阱。

　　至少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如果非要用“剥削”二字（本人赞同自由市场，非常反感这两个字），不是城市剥削了农村，而是农村剥削了城市！体现在两个方面：

　　如果没有农民积极主动进城打工创业，农民、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现在的10%不到。今日乡村的食物丰富、房屋更新，9成以上资金来自城市。

　　三农问题牵一发动全身的根本问题，不是地方官员不行，不是农民懒惰，不是缺钱缺科技，而是农业就业人口太多，人多地少，神仙奈何！

　　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GDP占比7.2%。2017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达到44.9%，高于第二产业16.8个百分点。（《2018年我国就业人数统计、人均收入支配及市场发展形势分析》，2019-01-12 09:44中国报告网），由此可知，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29.9%。

　　中国的城市在收缩【全国向少数城市集中，少数城市内部也在收缩集中而不是无限扩张】，人口急速向东部、南部极少数城市集聚。但各级、各地方政府做的规划无一例外是城市扩张。原因有三：

　　二是高层级政府希望均衡发展，既增强政府支配资源的比重，也显示为政者的抱负和能量；中低层级政府则追求GDP和税收的任期【短期】最大化，扩张型规划对主政官员政绩、财政收入、个人灰色收入、向中央要转移支付等等都有利。甚至为扩张而扩张：无产业可搬，就搬医院，搬学校，搬政府，以此转移城市重心，试图“带动”区域发展。

　　三是华人世界的故土情结。我去考察，当地有很多民众进城30年了，已在城市买房定居，明知回不去，仍心心念念要叶落归根。

　　以上三个原因，导致大焕同学的收缩型“高密度超级大城市化理论”在朝野上下，都吃力不讨好。这么多年来，大焕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子规啼血，然而人微言轻，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但是规律无时不刻不在起作用。人口大规模流失而城市大规模扩张的结果，对于国家财政和金融来说，是地方债像无底洞和空城鬼城遍地，地方债成为中国发展最大的“灰犀牛”；对个人来说，是绝大部分老百姓一到两代人一生努力买下的房产，最后变成贬值、无人住（人到东南沿海大城市打工）、不好卖又不好租、还要不断付月供的负资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和副主任乔润令在2013年公开演讲时说：“有研究数据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

　　绝大多数地方房屋供应已严重过剩，然而城市规划仍在扩张。最终结果，如2017年12月2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时，辜胜阻委员所说：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国经济或者中国金融中最大的“灰犀牛”。地方政府债务不在于透明的债务，而在于大量隐性的债务、看不见的债务。（2017年12月26日 07:52 澎湃新闻）

　　在中国社会，从官员，到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有一个在思想上始终没想清楚、更没讲清楚的问题：大家总认为，人口在城市集聚虽然带来某种程度上效率的提高，但却带来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

　　虽然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空间上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创新活动的增加，也可以带来人均GDP差距的缩小——人口流出地农业等经营规模扩大带来人均产值和收入提高，人口流入地效率和创新的增加带来人均GDP和收入增长。

　　但是人们不管这些，经济学常识的匮乏、深度思维能力的短板，加上白左圣母心的膨胀，再加上眼里轻人重物的传统思维方式（农业时代一直是物质匮乏而人不值钱），所以我们几乎是不计代价地要实现物质层面的“公平发展”，做法无非是：转移支付，加大力气发展不发达地区；对人，尤其是对流动人口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则熟视无睹。这又从道德正义性方面，加剧了我们前面说的：

　　我常说“出生地的不平等是人生最大的不平等”。但解决这种不平等，唯一 正确的途径是土地、房屋等财产交易自由和人的迁徙自由。

　　为什么转移支付、扶助贫困地区、“共同富裕”的政zhi正确实质上非常不正确？因为它的本质，是把有限资源支配到低效率的地方，而不是让人到高效率的地方参与社会分工，导致同样有限的资源下，改变底层命运的速度降低了，而不是加快了！注意，全世界都一样，没有成功的例子。很多人，只是在自以为做好事，事实上都是在好心办坏事，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对花钱支援贫困地区的省份和城市不公平，对被转移支付却失去迁徙动力或自由的人也不公平——眼前的蝇头小利，带来了长远的危害。

　　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总是把政zhi看得高于经济，甚至高于一切。他们认为不能只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而要站在更高的政zhi层面思考问题。在白左圣母心里，只要政zhi之手到位，钱仿佛是可以源源不断从天上掉下来的。

　　但凡理性思维，一定要学会从经济角度看政zhi，而不是从政zhi角度看经济。天上不会掉陷饼，一切政zhi问题最终都要回到经济基础上来。政策（政zhi）不是真空物，财政金融硬约束。这也是小个子大智慧的邓先生伟大之所在：尊重经济常识，回归市场经济，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40年的经济和社会繁荣。

　　贫贱家庭百事哀。从个体，到家庭，到企业，到地方和中央政府，没有经济、财政基础，再大的雄心抱负、再美好的承诺和愿景，都等于零。

　　今日中国，只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6省每年财政是有盈余的，其余25省份年年亏空，需要转移支付。

　　2019年3月7日上午，北京/代/表团召开分组会议审议工作报告，其中北京财政局局长吴女士的发言，一开口就是向中央要钱——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说我们进入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北京正在面对城市减量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问题，2019年应该说是收支平衡最紧的一年”，“未来，在京央企及分支机构、金融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将会迁移，这都将对北京市的产业发展、财政收入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她当场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北京的资金支持，并给予更多的业务指导和政策倾斜。

　　不久前的2019年1月14日，北京市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拉响了预警器。他说今年北京“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存在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凸显”、“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一般性支出压缩幅度不低于5%”。

　　2019年3月12日，公号“星球研究所”发了丁宥希《拆开一座城，你能看到什么？》一文，文中披露：在中国，有4.914亿的人口挤在仅占全国总面积0.6%的土地上。4.914亿人指的是全国城区人口及城区暂住人口总和；0.6%的土地指的是全国建成区面积56225.4平方公里，均为2017年数据。

　　在我的城市化理论判断中，电梯战胜汽车，城市半径有极限（超级大都市以30公里半径为宜），但是城市“承载力”和密度都没有极限。

　　大家自己脑补一下：以一平方公里3万人假设，是100万平米，人均占地30平米，容积率不要多，3，就是人均住宅90平米；留一半空地和道路、医院、学校等公建，人均还有45平米。容积率变成9、10呢？

　　迄今为止，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是香港九龙城寨，有指九龙寨城在1993年拆毁之前有50,000多名居民；以寨城面积0.026平方公里推算，城寨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0万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尽管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律本身，经常背道而驰，但人口流入地城市，也在追求“单位面积产出”，这样的追求，暗中吻合了城市化规律。所以，“世界越来越陡峭，城市越来越收缩，人口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将如百川归大海，其势不可挡。

　　市场很快将全面战胜规划和愿望，未来中国有房产投资价值的地方，不到土地面积的0.6%！信市场不信市长，信规律不信规划，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的“凡人名言”，信不信由你。

　　我说：“你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兴起时就有一股，认为（网络带来信息同步性和扁平化），城市从此不重要甚至会消失。但是今天，最具创新能力的互联网公司，最优秀的IT创新者已经在共用一个电脑屏幕上班！”

　　《华尔街日报》2019年2月22日报道说：谷歌唯二的“11级”工程师（一般是 1到10级）是坐在一起编程的，他们注视同一块屏幕，使用同一个键盘。对于一家创业公司而言，在最初几年里，任何减缓发展的举措都可能意味着输给另一个更迅速的竞争对手。这已是科技领域公认的一种思维方式，各家公司——甚至只是“以创业公司方式思考”的大企业都将其奉为金科玉律。

　　拜托，所有物质生产都将越来越不需要那么多人工，而是交给效率更高的大机器大工业，未来90%以上的人口将被从物质生产中解放，进入高密度集聚的城市，进行非物质生产。

　　不要试图用计划经济思维，思考如何给人口安排工作。有创新能力的人，“无聊”都能做成大产业。而一个有创新能力者，可以带动十个、百个、千万个就业机会。

　　测算表明，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人数大约比第二产业多20%左右。（《2018年我国就业人数统计、人均收入支配及市场发展形势分析》，2019-01-12 09:44中国报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