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胖这件事上中国有明显的男女差异

在胖这件事上中国有明显的男女差异本站　　前不久，伦敦市长发布声明称，决定自明年 2 月 25 日起，伦敦所有公共交通系统将禁止高热量、高糖、高盐的快餐食品投放广告，汉堡、巧克力、碳酸果汁等品类都包含在其中

　　前不久，伦敦市长发布声明称，决定自明年 2 月 25 日起，伦敦所有公共交通系统将禁止高热量、高糖、高盐的快餐食品投放广告，汉堡、巧克力、碳酸果汁等品类都包含在其中。

　　据称，这主要是为了应对伦敦的儿童肥胖问题。此前，阿姆斯特丹已做过类似尝试，并将儿童肥胖率减少了 12% 。

　　这一切都事出有因。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儿童肥胖是 21 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 2016 年，全球共有 4100 万名学龄前儿童超重。相对于非超重儿童而言，他们可能会较早罹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从而加剧过早死亡和残疾的风险。

　　身体质量指数（BMI）是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它是按公斤计算的体重除以按米计算的身高的平方（kg/㎡）。世卫组织将“超重”界定为身体质量指数等于或大于 25 ，将“肥胖”界定为身体质量指数等于或大于 30 。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在 2016 年，全球已经有超过 19 亿超重，6.5 亿多人肥胖。1975 年至 2016 年，肥胖症人数已增长近三倍。肥胖曾被视为高收入国家的问题，而如今这一问题已蔓延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相比于美国 36.2% 的肥胖率，如今肥胖率只有 6.2% 的中国人似乎很苗条。但事实上，中国人也是一路“胖”到现在的。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1976 年，中国中男性和女性的肥胖率分别为 0.2% 和 0.8% ，到了 2016 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至 5.9% 和 6.5% 。没错，与生理差异有关，女性的肥胖率一直高于男性。

　　数据显示，1961 年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结构中，植物性食物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的 96.54%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充足丰富的食物供应，从动物性食物中获取能量的比重在持续增长。1980 年全年人均消费的各种肉类只有 13.2 公斤，到了 2000 年，肉类的消费量达到了人均 37 公斤。

　　1982 年，中国居民每日摄取 48.1g 脂肪，到了 2012 年，这一数字增至 75.4 g。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国成年居民每人每日膳食中的脂肪供能比不应超过总能量的 30% 。1991 年，我国被调查的九个省份中，成年居民超过该建议的人群比例为 28.4% ，至 2011 年该比例已上升到 66.6% 。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近年来胖得最快的还是年轻人们。在 2002 年，18-29 岁的成年人中，有 4.7% 遭受肥胖困扰，到了 2012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8.7% 。而年龄层越大，肥胖率的增长越慢，70 岁以上的老人，肥胖率还略有下降。

　　大量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健康的社会经济分层”现象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其平均健康水平往往越好，反之则越差。同样地，肥胖的分布也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有趣的是，在中国，不同学历和收入背景下，男性和女性在肥胖这件事上，走出了相反的趋势。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随着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升高，中国成年男性的肥胖率在升高，而中国成年女性的肥胖率却在降低。

　　同样，在肥胖本身上，也存在着一种不均衡。事实上，相比于全身性的肥胖，中心型肥胖的现象更严重。

　　我国最新发布的卫生行业标准《体重判定》（WS/T 428-2013）将成年男性腰围≥90 cm 、成年女性腰围≥85 cm 定义为中心型肥胖。 2012 年， 我国成年男性和女性的中心型肥胖率分别为 26.0% 和 25. 3%。2002-2012 年，我国中心型肥胖率增长了 33.9% ， 快于全身性肥胖的增长。

　　肥胖给健康带来的伤害主要与内脏的脂肪含量相关，有研究表明，中心型肥胖与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和系统性炎症有强相关，在心血管病、代谢性综合征和部分癌症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世界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多于体重过轻的人，这包括所有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超重和肥胖导致的死亡人数高于体重过轻造成的死亡人数。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此前发表的一篇研究称，2015 年有 400 万起死亡与超重有关，而价格便宜、营养价值低的包装食物，可能是导致肥胖的一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