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女区分参赛到跨性别运动员争议我们要如何理解运动中的性别差异？

从男女区分参赛到跨性别运动员争议我们要如何理解运动中的性别差异？本站　　本届奥运会，新西兰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成为奥运史上首个跨性别运动员

　　本届奥运会，新西兰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成为奥运史上首个跨性别运动员。哈伯德出生时为男性，此次选择参加女性项目，惹来不少争议。

　　在体育运动的历史上，围绕性别产生的讨论比比皆是。历史上，奥运会一些项目不设立女子比赛；生活中，也有很多人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某类体育运动——这样的规定和想象，究竟是对女性的保护还是歧视？在LGBT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跨性别运动员的处境也引发了普遍且持续的关注与思考。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在体育运动中，男性和女性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如果存在，那么这些差异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竞技体育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在今天看来或许令人匪夷所思的规定。在《华盛顿邮报》刊载的一篇题为《性别差异在体育中有多重要》的文章中，作者David Epstein提到，为了保护女性跑步者免受诸如不孕不育、过早衰老等后果，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之后，所有超过200米的女性田径项目都被取消了。有报道描述了那年女子800米比赛时选手们疲惫不堪的样子，《纽约晚报》的一名记者写道：“11名可怜的妇女，5人在终点前退出，5人在到达终点后倒下。”当时的认为，这种比赛对女性的力量要求太高了。

　　然而，比赛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David Epstein援引资料证明，当时没有一名运动员退赛，只有一名运动员在终点冲刺时摔倒——这对男女运动员来说都并不罕见，甚至还有3名女运动员打破了之前的纪录。此外，事实上，参赛选手共有9名，而非11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写这篇报道的人很可能连比赛现场都没去过。但是，这篇带着偏见的不实报道被世人所接受，女性中长跑项目被禁止了32年之久。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认为女人是弱者，禁止女性参加这些项目是在保护女性，但违背女性真实参赛意愿的“保护”还是保护吗？美国丹佛大学斯特姆法学院教授Nancy Leong和Emily Bartlett发现，女孩和妇女往往被阻止参加足球、摔跤等传统男性运动。在《作为公共健康问题的体育性别隔离》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看到，这种阻碍可能来自女孩的家庭、其他成年人（如教师）或者仅仅来自关于女孩应该和不应该参加某种体育运动的社会共识，比如女孩们在媒体上很少能看到其他女性参加足球或摔跤等运动。即使女孩被允许开始参加足球等运动，在进入青春期后，她们也常常被劝说不要继续下去。

　　即使在今天，女性不该参加某种体育运动的成见也依然存在。在奥运会比赛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很多项目男女都可参加，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男女应不应该分开比赛呢？将男性和女性区分进行比赛，是不是一种性别隔离，从而造成或加重了某种歧视呢？

　　英国开放大学高级哲学讲师Jon Pike最近在《体育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体育规则应该承认男性的优势，并保护女性运动免受男性优势的影响。在他看来，比起区分“男”和“女”，运动项目更应该用“经历过男性青春期的人”和“没有经历过男性青春期的人”作为区分——也就是说，决定一个运动员应该以哪种身份参赛的，不是性别认同，而是其是否具有男性的生理优势。

　　这中间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激素。在经历男性青春期之后，男性通常比女性更重、更高，有着相对于自身身高更长的四肢、更大的心脏和肺、更少的脂肪、更多的携氧红细胞、密度更高的骨骼、更多的肌肉以及更窄的臀部，使跑步更有效率并减少受伤的机会。

　　Jon Pike认为，大多数包容跨性别的论点的缺陷在于，它们讨论的前提是男性生理优势并不重要。一种说法是认为男性的生理优势完全是社会建构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种优势可以通过抑制素来消除，还有些出于其他原因，比如认为性别认同比男性优势更重要。他在论文中援引了世界橄榄球协会2020年进行的调查结论，认为允许变性女性进行女性橄榄球比赛是不安全也不公平的。世界橄榄球协会特别委托工作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将变性女性纳入女子比赛会导致风险增加，变性女性在HRT（激素替代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之后男性优势仍然存在。

　　David Epstein发现，青春期之前男孩和女孩的田径记录往往差异不大，而一旦度过青春期就会产生很大不同。整体来说，精英男女运动员之间的差距一般在11%左右，尤其是在投掷、跳远这样的比赛里，男性的优势更加明显。Jon Pike也称，研究发现，具有男性特征的典型球员应对具有女性特征的典型球员时，给这些女性球员带来了至少20%-30%的风险。（世界橄榄球工作组2020）在提交给世界橄榄球协会的研究中，作者得出结论：这些纵向考察睾酮抑制对变性女性肌肉质量和力量影响的研究，一致显示出了非常温和的变化，其中瘦体质量（lean body mass，总体重与身体脂肪重量之差，也就是除脂肪以外的重量）、肌肉面积和力量的损失通常在治疗1年后达到约5%。也就是说，目前的证据表明，在抑制素的情况下，变性女性的生理优势仅有很小的减少，体育组织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变性女性参与女性类别运动的现行政策。

　　在体育运动中，女性和男性做得一样好甚至更好的情况也会出现。比如在长距离游泳中，男女之间的成绩差距会变小，特别是在水温较低的情况下，女运动员的成绩会比较突出，可能来自女性较高的身体脂肪比例带来的优势。

　　虽然区分性别进行比赛有其原理，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Nancy Leong和Emily Bartlett发现，性别隔离让一些运动更加强调体重和外表，这可能造成饮食失调以及相关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和低自尊心。以体操、花样滑冰等运动为例，长期以来，这类运动中的性别隔离因强迫女性回应更高的期望而对她们造成了伤害。人们认为这些项目的女运动员应该是瘦弱的、美丽的、优雅的，但同时她们也应拥有这些运动所必需的力量、强度和耐力，这种高要求可能导致运动员饮食失调。如果以和男性一样的评判标准——主要强调力量、速度、耐力和纯粹的实力——来要求女性运动员，那么她们饮食失调的问题就可能减少。两位作者发现，即使允许女性穿着更像男性运动员的服装——例如裤子和背心——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首先，天生存在的生理差异是可能被后天进一步强化的，这意味着男性的生理优势也有一部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一书作者安吉拉·萨伊尼援引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福斯托·斯特林的观点指出，男人和女人之间或许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个体都不尽相同，而且“性别差异是在一个连续体中，而不是分别站在两个桶里”。从科学上看，两性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小的生物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会被社会不断强化，随着孩子在社会中逐渐成长，差异便会日渐突出。

　　被社会强化的并不仅仅是性别差异。《异类》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发现，加拿大冰球职业青年队绝大多数球员的生日集中在1月到3月，这其实是“不断积累的优势”的结果。原因在于，在加拿大冰球队里，1月1日-当年12月31日出生的球员都被分在同一组，球员之间因存在年龄差而在生理成熟度上有着巨大差异。那些被认为在体格和肌肉协调上具有天赋的孩子，只不过是因为年长几个月、发育更成熟而已，但这些球员很快被分成了“天才组”和“非天才组”，“天才组”得到了强化训练，这些出生于1-3月、年纪稍长的球员的能力也就获得了更大的提升。

　　男女差异的形成过程也与之类似。安吉拉·萨伊尼看到，一旦被贴上了“这是男孩”、“这是女孩”的标签，强烈的文化偏见就会导致能力差别的扩大。在《逊色》中，作者试图证明的是，在没有后天加工的情况下，两性在许多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男女之间的重叠度要远远大于真实的差距。事实上，每个个体都既是生物的产物，也是“一个独特的、不断变化的抚育、文化、历史和经验”。

　　当我们思考体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时，我们要追问的不是男性和女性究竟是否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完全一样，而是这些生物意义上的差异是否可以通向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2020年去世的美国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曾经这样定义女权主义——“自由地做你和我”，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女孩，足球、摔跤、长跑，想要做什么都行；如果你是一个男孩，喜欢花样滑冰、花样游泳，也没有什么关系。虽然拥有不一样的身体，男性女性都应该拥有均等的权利，那种觉得女性的运动表现必须与男性相当才称得上优秀的想法，既是对女性运动员在其项目中的专业性的不理解和不尊重，也并未意识到真正的性别平等所强调的是平等而非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