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研究：从“去性化”到“多元性别”

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研究：从“去性化”到“多元性别”本站　　前段时间，某知名985高校严禁研究生发 生未婚性行为、对违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规定引发关注

　　前段时间，某知名985高校严禁研究生发 生未婚性行为、对违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规定引发关注。事实上，不少高校都有这条规定，也有一些学校近些年删除了该规定。为什么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和性 现象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就此而言，这一质问，其实早就跳出了“大学生之性”这个问题本身，“性”所引发的社会情绪与相关治理，往往不是因为性本身的情况如何，而是因为性被放在生活与社会的某种特定位置上，与某些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才具有了某种价值，经由媒体放大之后，形们所认知的“问题”。因此，更有必要分析的是，在变迁时代，“性”的道德恐慌透射出的，是哪些社会问题，又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实。

　　而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观念, 自1977年恢复高考, 经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以来, 也一直在以“性”为主题词的社会调查与政策建议类文献中占据着主要位置, 同时也是极易引发媒体关注与社会焦虑的重要内容。

　　而这一点, 在近年以及不久的将来, 在各类数据报道与性故事讲述合谋“制造现实”的治理术之下, 只会更加显著。

　　第一, 青年群体处于成长发育期的生理特点与先锋性的亚文化特点, 使其成为性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 与西方很多社会的大学生不同的是, 我国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几乎都是全日制和寄宿制, 很少有走读或外宿, 校园既是学习空间, 也是生活空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生”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更加直接的时代背景, 20世纪50—70年代, 青年作为人，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 一批年龄不小的青年人重新走进大学校园。

　　20世纪80年代初, 由于下乡知青陆续返城, 年轻人的婚恋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因此党中央和团中央破天荒地发起了“帮助大龄青年婚恋”的社会运动。

　　这段时期, 一方面歌曲如《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被极力提倡, 但是另外一方面, 青年人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 愈来愈多地投入穿喇叭裤、戴镜、跳迪斯科、唱摇滚乐的流行文化之中, 并在90年代最终成为年轻人的主流。

　　80年代的大学生群体, 有相当部分是社会阅历丰富的大龄已婚青年, 精英且充满理想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要时代特点, 而除了平时读书讨论, 举办舞会是80—90年代初大学生的主要社交方式。

　　也是从改革开放后的80年始, 媒体上有关“青年人堕落了”“大学生乱套了”的媒体报道、读者来信与社会评论就不绝于耳, 直至今日。

　　社会学领域的调查研究尚未兴起。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基本一致, 后者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

　　恢复高考十余年后的90年代, 大学生群体至少在社会阅历、年龄与婚姻上已经与现在相似, 只是依然是“天之骄子”。

　　潘绥铭分别在1991、1995年对北京地区的全体本科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进行了邮寄随机抽样调查;并于1997年针对全国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在此, 我们且分性别地选择自我判断的“开放”程度、对于性与爱之关系的认识、交往行为以及“看黄” (包括爱情文艺作品) 这四个方面, 简单地从发生率来粗描90年代大学生观与性实践的大致图景。

　　放入这一部分的2001年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则可以作为一个时间点上的对照参考, 看1997年大学扩招之后到21世纪初大学生的性与爱。

　　进入21世纪后, 除了前面提及的2001年调查, 我们在2006年针对在教育部正式注册的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的学生开展了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同时还针对18～61岁的全国总人口开展过随机抽样调查。

　　在这部分, 我们首先将集中选择与恋爱这两个方面, 略微分层地看下2001—2006年大学生的变化情况;并将重点移向横向比较, 即根据2006年的两个数据, 以及2015年包括了大学生与非大学生的18～61岁成年人的调查数据, 把大学生人群与18～23岁同年龄的社会青年进行比较, 分析在扩招后的21世纪, 大学校园内外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差异。

　　进入21世纪, 另外一个与大学生人群的社交及活动密切相关的现象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流行。

　　结合定性认识, 至少不可否认的是, 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盛行的高校BBS版, 到后来的文学、网络文爱, 以及以网络为直接平台或认识交往途径的各类APP与线上空间, 互联网可以说直接构成了大学生实践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在大学生 (以及很多其他人群) 的实践里扮演着“重要他者”的角色。

　　即便是网上的活动在近年有了很大的变化, 图1与图2所展示的2015年数据依然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大学生人群, 无论男女, 相比于同年龄段的非大学生人群, 、同居、多性伴的比例都是显著偏低的, 而且发生率上也并不高。

　　在大学校园, 多元性别的现象在80—90年代就存在, 只是最近十来年在社会上更加显现 (包括相关活动以及经由互联网传播开来的各类报道) 。以至于家长们的担心从早期的“早恋”、略晚的“婚前性行为”开始转向“我的孩子要是变成了同性恋该怎么办”, 而社会上对于“同性恋是赶时髦” (以及后半句“因此不应该大肆宣传”) 的说法也不绝于耳。

　　而这种担忧, 从21世纪中叶“MSM” (男男性行为者) 被标签为新一波重点“高危人群”开始, 至最近几年对于青年 (包括大学生) “MSM”人群感染率的关注, 尤其是2018年聚焦“高校艾滋病感染率上升”的各类报道里集中爆发。

　　科学地看, 从绝对数以及发生率上看, 所报道的高校艾滋病感染数据其实并不高, 而数据的上升也与逐年扩大的检测面明显相关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韩孟杰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 2017年发现高校艾滋病例3077例, 仅占在校生人数的万分之一。而且这些报道说的都是被感染者的绝对人数, 而不是作为百分比的发生率, 因此根本无法得出“高校艾滋病感染增加”的结论。

　　此外, 新增感染者的绝对人数的增加与全国范围内的扩大监测密切相关, 2017年的检测人次为2亿, 是2008年的4.4倍。艾滋病在总人群中的发生率仅仅是万分之9, 远远低于很多其他疾病。) 而且近年国际上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 (包括药物副作用的降低与治疗技术的提升) , 恰恰使得艾滋病病毒的传染更加具有可控制性, 而且越来越迈向“慢性病”的方向。可是, 这一轮报道及评论的字里行间所透射的道德恐慌、社会歧视以及脆弱情感却也是空前的。

　　对于“大学生之性”, 且不论现状如何, 大众、、社会乃至政府总是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问题”, 甚至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来对待。

　　而“问题化”的背后恰恰是“性, 在中国社会, 以及更大的世界社会, 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的问题。

　　“性”所引发的社会情绪与相关治理, 往往不是因为它本身的情况如何, 而是由于它被放置在生活与社会的某种位置之上, 与某些因素发生相互作用, 才具有了某种价值, 经由媒体放大之后, 形们所认知的“问题”。

　　在大学生的问题上, 我们的主流社会在不同时期都在焦虑些什么?焦虑的社会学基础在哪里?相关治理背后的预设又是什么?变迁时代,“性”的道德恐慌所透射的是哪些社会问题, 或者说,“性”聚焦了哪些社会问题?如果把社会话语与社会情绪也作为一种“现实”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