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谈两性平等 有点“不正确”

这么谈两性平等 有点“不正确”本站　　我无意于评价俞敏洪的言论，不管他的本意如何，这个比喻打得实在拙劣

　　我无意于评价俞敏洪的言论，不管他的本意如何，这个比喻打得实在拙劣。顺着俞敏洪的话以及它所引起的争议，我倒想说说我所理解的两性平等，或许在这个时境下，有点“不正确”。

　　如今绝大部分在城市生长的女孩，所要面对的并不是由传宗接代观念带来的两性不平等，但当她们成长到婚育年龄，会感受到母亲这个角色带来的制约。虽然不明说，很多单位招聘时实际上是倾向男性的，因为男性没有生育负担，甚至在养育孩子的具体琐事上也被羁绊得更少。这无疑会激起女性心理上的不公平感，同样是宠爱中长大，同样是寒窗苦读少年时，同样是一路拼杀渐入职场佳境，凭什么女性要为生育付出比男性大得多的代价？

　　于是会演变为，在谈论两性话题时，女性群体下意识地对母亲这个词很敏感，潜意识中把它当作阻碍两性平等的拖累。在其他情境中，强调母亲的重要性是一种赞美，但在性别平等的话题里，似乎就成了一种“歧视”——养育只是母亲的责任吗？女性只有母亲这一个身份吗？——这可能并非说话者的本意，但女性在生育负担的沉重压力下，很容易产生误解、抵触甚至反击。更何况，如今“丧偶式育儿”并不是偶然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俞敏洪在微博上的解释也未能平息女性群体的愤怒。

　　敏感可以理解，但过度敏感甚至走向极端反而是一种自我低视。女性生来有孕育和哺育孩子的器官，的确会为她们带来某种“弱势”，但这是特质，不是弱点。因此，我更赞同在接纳性别特质的基础上讨论两性平等——也许这种平等没那么绝对，但绝对的平等只存在于乌托邦吧。这不是向男权的妥协，而是一种更为平和、更为不卑不亢的姿态，其背后反而是强大。

　　女权主义者习惯将“女性回家”看作是，今年上半年一篇文章《做全职妈妈是没有追求的人生》，潜台词也是“退出工作履行母职的女性是退步的”。但这与“女性应该成为贤妻良母”的观念一样褊狭，甚至带有歧视。

　　在当下的社会，讨论性别平等时，与其把女性独立和她作为母亲的角色下意识对立起来，不如讨论女性是否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真正阻碍性别平等的，是那些制约女性做出吻合内心意愿选择的因素。在我看来，一个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拖延生育需求的女性，和一个期待职场奋进却由于种种外界压力陷入生育漩涡的女性，同样失去了自主；从不同角度被非议的全职妈妈和职场母亲，也都没有获得尊重。

　　要保障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首先是尊重她们的选择。当下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全职妈妈的轻视，对“母性”下意识的躲避，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示范，会让整个社会轻视女性作为母亲这个角色的付出，灌输“家务事是低下的”的意识。看起来是伸张女性权利，实际上是损害女性权利。

　　达成共识之后，保障女性自由选择权还需要一系列制度和环境的支持。在少子化趋势明显的今天，国家对女性生育成本的分担尤为重要。仅仅要求用工单位给与更长的产假并保障女员工孕期产后权益是不够的，那只会导致女性在就业时遇到更大的困难。另外，0-3岁托育体系的建设亟需提上日程，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女性的生育焦虑。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获得配偶的尊重越多，在养育子女上获得配偶的支持越多，越容易在性别观上保持平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俞敏洪“女性决定论”的比喻是多么不当，影响明明是互相交错的。在中国甚至东亚，“丧偶式育儿”司空见惯，与之对比的是，一位朋友去澳洲访学，随手一拍，镜头里到处都是“奶爸”。估计那片土地上的人，无论如何都构思不出“爸爸去哪儿”的节目创意。

　　如果我有女儿，我会希望她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我希望，从出生起，她和男婴一样被欢迎，不因她的性别而被漠视；她拥有与男孩同样的受教育权，这种权利不因她的性别而被认为可以排在兄弟之后；待她长大进入婚育年龄，拥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包容、支持她任何一种选择的社会环境。我希望她拥有温和而不是激进的性别观，因为无论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男女两性从来不需要比出谁强谁弱的胜负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