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观念受冲击的2020：谈“女性社会地位过高”为时尚早

性别观念受冲击的2020：谈“女性社会地位过高”为时尚早本站　　大千世界行将结束公元2020的纪年

　　大千世界行将结束公元2020的纪年。年份可以过去，时间的拷问俱在：对于我们经历的日子、承受的生活，那些足以回馈人生的见解是什么？

　　“隐秘的角落”不仅是一部热播剧的名字，更像一个隐喻。主场与角落、中心与边缘、群体意志与个人选择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微妙关系。

　　彷徨疫情生死场，普通人吴悠扛起人的使命；一刻钟内，张笑春决定成为一名不服从的医生；从外界瞩目的万家宴到标记集中发热的门栋，武汉百步亭无形的涟漪荡漾不绝；被冒名顶替者陈春秀，能否改变被篡改的人生剧本；二手市场见证的告别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何以家为？

　　角落中无声无息的人，代表时代里的平均数。若坚持以人的方式生活，有时难免见证或搅动另一条观念的洪流。

　　先锋词汇“打工人”“后浪”蔚然流行，“离婚冷静期”势成全民辩论，“调低刑责年龄”关照善恶少年的命运，女权议题一再霸屏，角落里的复杂故事映衬着人间的多元面貌。

　　就像火焰无法吞噬一粒火花，像大海无法拒绝一朵浪花。隐秘的角落绝非无关紧要，在秩序和天意之间，它以及身处其中的人自有位置，将跨越年份与我们同在。

　　2020，无疑是被“她者”叙述深刻雕塑的一年。《脱口秀大会》中，被质疑对性别问题谈论太多的颜怡、颜悦就坦言：不是她们刻意讲这些问题，而是今年的女性热点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有关杨丽萍生育选择的争论余音未了，围绕全职太太和“丧偶式育儿”的热议又掀起了一波妻职与母职焦虑。

　　《乘风破浪的姐姐》冲破年龄桎梏的姿态，以及《三十而已》中全方位呈现的女性年龄、婚恋与自我选择困境，因切中时代情绪而长时间“承包”话题热搜。

　　以杭州杀妻案、拉姆事件、一个叫“喂”的女人和女子致死案为代表的热点新闻，揭开了仍有女性被交易、被伤害、被物化的残酷现实……

　　通过此起彼伏的热点，一个个曾被视为角落的女性话题走向公众视野，“另一半天空”的真实处境逐渐被发现和廓清。

　　当女性困境开始被正视，内心感受更多被言说，种种刻板印象被反思和校正，一种新的社会共识正在凝聚，由观念推动的制度改变亦随之而来。

　　英国作家安·奥克利出过一本书，名为《看不见的女人》，虽然原本是描述家庭主妇沉浸于家务劳动中的“卷心菜”状态，但“不被看见”的确能够延展到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今年女性话题的全面开花，更像是一种热度冲击下的拨云见日，为人们铺陈出更为可见、真实、立体的女性境遇图景。

　　回顾这些热点讨论，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对于全职太太、家暴等一直存在、却长期被忽视的共性问题，不仅更加关注，而且趋向于寻求议题化讨论和制度性解决。

　　张桂梅校长发表怒斥全职太太的言论后，相关讨论发酵了一周之久。对此，媒体并未停留在“家庭主妇算不算独立女性”“全职太太是好是坏”的浅表之争，而是全方位展现了家务劳动得不到法律保障和经济补偿、女性自我意识和价值被消磨、已婚女性被“边缘劳动力化”等现实问题，也为未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向。

　　虽然要想实现全职太太的权利保障仍旧任重而道远，但观念和认知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历史上，“家务劳动”这一概念的发明，就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使家庭主妇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且提高了自己的女性权利意识。

　　其二，社会热点并未局限于年轻精英女性群体，而是向不同阶层、年龄、领域蔓延。这一年，我们既看到了中产太太的铂金包焦虑，也发现了“2毛钱一片的散装卫生巾”所展现的月经贫困；既有年轻女孩被单一审美绑架而产生的外貌不安，也有中年大妈迷恋假靳东背后折射的情感缺失；既有综艺节目中30+姐姐乘风破浪的先锋姿态，也有方洋洋被视为不合格的“生育机器”而待至死的落后现实……

　　当原本沉默、隐蔽的角落被一个个照亮，人们愈加意识到：女性境遇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群体的处境存在巨大差异。影视剧中呈现的独立女性形象，也许更多是迎合社会情绪价值的美好想象。现实生活中，作为弱势群体，女性被杀害、被家暴、被拐卖、被侵犯的危险依然存在，宣称“当下女性社会地位过高”实在为时尚早。

　　其三，场上，女性主体意识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她们不再只是被描述、被诉说、被凝视的对象，而是开启了更加多元的自我表达。今年大火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和《脱口秀大会》中几位女性选手的表达，都体现出强价值输出和议程设置的意味。

　　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多女性开始打破沉默，重新思考社会为自身性别戴上的观念枷锁。于是，传统的“完美女性形象”逐渐产生动摇和裂隙，“又美又飒”、充满个性的独立女性形象受到追捧；“蚂蚁腰”“筷子腿”等充满性别偏见的刻板印象开始被讽刺和回怼；那些被压抑的内心感受也更多被言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杨笠那句出圈的“男生为什么明明看起来这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性别偏见、婚姻危机、外貌焦虑、家庭暴力、育儿压力、年龄束缚……不难发现，由热点议题揭示的女性痛点，往往并不让人愉快，甚至不时令人感到窒息。但正如《厌女症》一针见血指出的：无论怎么不愉快，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知道了那个现实，就有改变它的可能性。

　　在现实层面，当隐形的女性需求不再被遮蔽，相应的社会支持网络不断被激活和完善。比如，在2020年的公共讨论中，“女性经期”“卫生巾”“痛经”等词汇就经历了明显的社会脱敏过程。

　　抗疫初期，女医护人员的生理用品紧缺问题很快被报道和发现。随后，社会各方力量紧急筹集并输送了卫生巾、安全裤等资源，此类用品也被国家纳入防疫保障用品清单。有关散装卫生巾的困境讨论，以及此后在多所高校推广的“月经互助盒”行动，不仅推动解决了女性的现实需求，也有利于消除月经羞耻和经期污名化。

　　在法律制度层面，几起令人愤怒和瞠目的杀妻、家暴案，让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家庭不是私人暴力的庇护所，暴力发生时，公共性干涉、社会监督与法律惩戒绝不该缺位。最高法也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明确：“法不入家门”已经成为历史。只有通过细化相关法律要求，织密严惩犯罪的法治之网，才能让女性的各项权益得到基本保障。

　　在观念层面，传统、落后的性别观念不断受到冲击，独立、开放的现代女性意识日渐觉醒。其中的亮点之一，是伴随着公共参与和话语权的提升，女性正在从自身角度重新定义和解读世界。正如丽贝卡·索尔尼特所说：语言就是权力。女权主义部分是通过给事物命名来推进的。

　　2020年，在公共讨论中诞生的“爹味说教”“月经贫困”等词汇，就是被赋予更多“她”视角的语言工具。借助这些语言工具，女性叙事得以进一步延展，女性话语权也不断得到巩固和推进。

　　当然，必须承认，今年大火的“她者”话题，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仍然留有不少遗憾。比如，在年轻女性成为消费主体的当下，“独立女性”成为一种为迎合市场而过度滥用的噱头。观看完影视和综艺作品的“爽感”之后，真正值得反思、能够引发结构性改变的情况却并不多。

　　此外，不同群体之中，女性权益的改善绝非齐头并进。女德班、PUA课程的死灰复燃，偏远地区女性被拐卖、待、被伤害的残酷现实，都展现了女性进步的迂回一面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