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单身生育作为一种主动选择

当单身生育作为一种主动选择本站　　单身生育，一般指法定单身状态下的女性生育行为，即发生在婚姻之外的生育行为

　　单身生育，一般指法定单身状态下的女性生育行为，即发生在婚姻之外的生育行为。有别于以往的“少女妈妈”“未婚先孕”“未婚生子”等现象，单身生育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说法。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社会学硕士期间，从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高晓君深入接触了22位单身生育女性。她们几乎全部生活在一线城市或新一线岁之间，学历多为本科，不乏硕士、博士，大多具备自给自足的社会资本，其中包括不少年薪几十万的事业型女性。

　　高晓君将自己的研究形成题为《女人当家？——单身生育和性别角色的重新协商》的毕业论文，后来刊发在《妇女研究论丛》上。

　　在与这个群体接触之前，高晓君对主动选择单身生育女性的印象停留在“精英化”“受过良好教育”这样的标签上。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高晓君对她们的了解越发丰富和立体，“她们有可能也是我20几年人生中见过的最成功的女性。”妈妈们通过良好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爱与照料，创造出与以往不同的生育实践。

　　本科是城市方面相关专业，高晓君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改学社会学，研究多元家庭、性与性别，这来自她自己的主动选择。作为一个90后女孩，儿时家里男女分桌吃饭的记忆和成长过程中女性身份的特殊遭遇，让她想要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简单来说，性别社会学属于社会学门类下一个研究方向，主要采用性别为主要视角来对社会现状进行切入，对里面复杂的脉络抽丝剥茧，借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两性问题。

　　高晓君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对女性从出生到年老的整个历程都有研究兴趣，最终导师建议她去做国内很少有人做的单身生育研究。

　　于是高晓君将研究方向转向这群特殊的女性，将对她们具有的创造力和行动力的那部分好奇，连同自己切身的生命关怀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论文的灵感来源：“身为一名女性，我无可避免地感知着自我的身体之重。这沉重源于生理性别的显著差异，我拥有子宫……每一次经痛，都是一次未能成行的孕育旅程。这一切都在提醒我子宫的存在，而子宫的功能——生育，不论是否选择使用这一器官，它都是我也是诸多女性思考着或实践过的事情。”

　　在前期文献梳理过程中，高晓君注意到，目前有关单身生育以及非婚生育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法学领域，以法学视角下单身生育权的探讨为主。国内有关非婚生育的经验研究相对缺乏。围绕单身生育的相关概念既包括关注行为指向的“非婚生育”，也包括群体指向的“未婚妈妈”“单身妈妈”。

　　不同的概念和表述背后，存在细微的差异。相比之下，非婚生育关注婚姻制度、生育制度背景下的未在婚姻内进行的生育行为。单身生育以单身作为生育的定语，更侧重女性主体的亲密关系，既可以包含纯粹单身状态下通过辅助性生殖技术进行的生育，也可延伸为存在亲密关系但未在婚姻状态下的生育行为。

　　经过与导师商议，最终高晓君将研究主体选定为主动选择单身生育的异性恋女性群体（Single Mother by Choice），开始对这个群体进行实证和质性研究。

　　单身生育指法定单身状态下的女性生育行为，即发生在婚姻之外的生育行为。目前学界使用与“单身生育”意义相似的学术术语，包括“非婚生育”“婚外生育”“未婚生育”等。

　　高晓君在论文中提到，这些术语时常出现在法律规定和公共政策的分析中。以婚姻状况区分婚姻内外生育子女遭遇的不同制度安排和福利保障，不仅具有浓重的婚姻本位色彩，而且对当事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污名化。

　　“论文刚开始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根本找不到这个群体。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才找到渠道进入这个群体里，再到联系访谈对象进行田野调查，整个过程将近一年。”直到高晓君联系上“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当事人张萌，介绍了很多和她情况相似的单身生育女性，困难才得以彻底解决。

　　从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高晓君深入接触了22位单身生育女性，并对其中的21位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地点为咖啡馆和餐厅等公共营业场所。访谈使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引导访谈对象讲述自己的生命历程，每次访谈用时1-3小时。访谈对象主要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他一些东部省会城市，她们年龄为27-43岁，大部分生育时年龄超过30岁。她们受教育程度多为本科，其中不乏硕士和博士，一般从事管理、科研、法律、个体经营等工作，年薪多为20-30万元。

　　在与这个群体接触之前，高晓君对主动选择单身生育女性的印象停留在“精英化”“受过良好教育”这样的标签上。用学术性语言表达，这是一群在结构上占据“特权”位置的女性。

　　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除了主要居住地上海，高晓君在广州和深圳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外来短居者的身份使她收获了不少访谈对象的照顾，时常受邀一起聚会、逛街。几位访谈对象还邀请她在家中居住一段时间，得以近距离与其家人相处。通过线下访谈和线上交流，高晓君对她们的了解越发丰富和立体，“她们有可能也是我20几年人生中见过的最成功的女性。”

　　通过对这20多位研究对象的访谈调查，高晓君发现，这些单身生育女性并非一开始就坚定选择单身生育。她们在此之前或多或少有过亲密关系的尝试和对婚姻的期待。

　　在论文中，高晓君将单身生育女性的亲密关系情境呈现出4种模式：大龄单身女性客观评估婚恋市场和自我期待之后选择放弃婚姻，部分女性与亲密伴侣基于双方需求进行组合搭配合作生活，也有女性在恋爱婚姻道路上发现婚姻不适合自己主动撤退，或者是在婚前怀孕后被动中止婚姻进程但仍旧选择生育。

　　在这4种模式中，不同于绕过恋爱和婚姻直接成为单身母亲，在婚前的亲密关系中怀孕是大多数受访者经历的境遇。多数女性是在对结婚抱有期待的情况下怀孕，而后由于伴侣双方或各自家庭产生种种摩擦和碰撞中断了婚姻的进程。

　　以论文中受访者Mandy（化名）为例，Mandy接受访谈的时候33岁，和男友相处两年多，感情一直稳定。她在怀孕之后和对方家庭商讨结婚事宜时，男友的妈妈提出要先验定小孩性别之后再谈论结婚事宜。Mandy认为这样太不尊重自己，因此直接拒绝结婚。后续孕检时得知孩子性别为男，男友家庭提出以礼金与房子赠与作为彩礼，希望促成婚姻，但是Mandy不为所动，最终独自生下孩子。

　　婚姻与生育的密切联系，在这些经济独立的中产阶层女性身上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一方面，受到现代化和个人主义影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婚姻的吸引力和重要性降低，逐渐成为个人选择而非人生必需品；另一方面，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为婚姻之外的生育提供了新的可能。高晓君直言，“（她们的选择）离不开中产阶层背景赋予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

　　正如一位受访者Luna（化名）在访谈中表达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我还蛮喜欢。我不认为这种家庭就一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不幸福的双亲家庭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更大。我也有经济能力和心理素质去承担妈妈的角色。所以我也不想结婚。”

　　2020年，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刘金菊发表论文，对中国城镇女性生育代价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女性生育1个孩子，将导致其一生的工作时间损失6-7年，折算的收入损失接近30万元；对于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将近50万元；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特大一线万元。

　　在论文中，高晓君提到，西方有关主动选择成为未婚妈妈的研究中，提出财务能力是主动选择成为单身母亲（Single Mother by Choice）和经济条件较差的母亲之间的明显区别。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才有可能建构自我单身生育行为的合法性。

　　居住在访谈对象Leona（化名）家里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让高晓君印象深刻。Leona是一个事业上很有野心也很有能力的女性，工作横跨多个领域：媒体杂志、策展、地产工程。主职工作之外，还拥有一个自己的咖啡品牌和一个教育工作坊。但是抚育照料小孩还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Leona的工作轨迹。Leona将自己的工作调整为不坐班，因此在工作的选择上难免受限。其次在工作城市的选择上，原本在北京、上海工作的Leona，考虑到自己出差时孩子的照看问题，最终选择放弃过去的人脉积累，回到深圳居住在父母家附近，方便出差时父母照看孩子。

　　尽管女性的单身生育在结构上遇到了种种制约和困境，但高晓君也发现这群单身生育女性在工作和养育的安排中各显神通，“她们通过手头的资源尽可能协调工作和育儿，甚至在职业发展道路上有所突破，育儿的同时为自己的职业之路带来新的转折。”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进入负增长区间。这是1962年以来全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的阐释，“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首先是要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和妇女，放宽对生育的限制，解决“想生”但“不能生”的问题，从政策层面中消除对多生、早生等行为的歧视，优化制度设计，包容各种生育状态。这不仅是维护女性和家庭的生育权，更是保障儿童的生命权和生存权。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生育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应尽快逐一清理不合时宜的相关法规及政策，增强公共政策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

　　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高晓君认为，在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压力愈发凸显的社会背景下，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形态的生育需求，制定包容性生育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之举。

　　具体到主动选择单身生育的女性，论文中也提到，研究中的女性在成为母亲的决策中，不仅仅是受到母亲文化建构的影响，母爱之外也包括对自我生活的反思和考量。

　　“（选择单身生育）毕竟是人生一件大事，很少有人会拿这件事开玩笑。她们都是非常谨慎地进行决策。可能她们会开玩笑说这样很酷，但这只是自我调侃。她们最终考虑的是如何适合自己。”高晓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