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性（1）

看不见的女性（1）本站　　“作为狩猎者的人类”（Man the Hunter）理论开始，编年史家几乎没有为女性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留下什么空间，无论是文化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

　　“作为狩猎者的人类”（Man the Hunter）理论开始，编年史家几乎没有为女性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留下什么空间，无论是文化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相反，男性的生活被用来代表全体人类的生活。而在谈及另一半人类的生活时，通常只剩沉默。

　　这种沉默无处不在，遍布我们的整个文化：电影、新闻、文学、科学、城市规划、经济学。我们向自己讲述的那些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全都扭曲了，被打上了女性“缺席”的标记。这就是性别数据缺口。

　　性别数据缺口不仅仅关乎沉默。这些沉默、这些缺口，皆有其后果。它们每天都在影响女性的生活。这种影响可以相对较小。例如，女性在办公室里瑟瑟发抖，因为空调温度是按男性的体温标准设定；或者伸手够货架顶端十分费劲，因为货架是按男性的身高标准设计。让人恼火吗？当然了。是不是不公平？毫无疑问。

　　但这些事还不会危及生命。除非你出了车祸，而汽车的安全措施在设计时又恰巧没有考虑到女性的身材；或是你的心脏病未能确诊，因为症状被视为“非典型”。对这些女性来说，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论及性别数据缺口，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它通常不带恶意，甚至并非有意。事实恰恰相反：性别数据缺口完全是一种存在了数千年的思考方式的产物，因此也可说源于不思考。双重的不思考：男人不言而喻，女人不被提及。因为当我们说到人类，总的来说，我们指的是男人。

　　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西蒙娜·德·波伏瓦在1949年写下了著名论断：“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要说什么是新的，那就是女性继续作为“他者”存在的环境，而这一环境即我们所处的世界越来越依赖和受制于数据。尤其是大数据。反过来，大数据又在大计算机里接受大算法的筛选，以便筛出大真理。但当你的大数据被巨大的沉默所破坏，你得到的就只是半真半假。而且通常对于女性来说，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正如计算机科学家自己说的：“垃圾进，垃圾出。”

　　这种新环境令消除性别数据缺口的需求更加迫切。辅助医学诊断、筛选简历甚至面试潜在求职者的人工智能已经很常见。但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集充满了数据缺口——而且由于算法通常被当作私有软件且受到保护，我们甚至不能检查这些缺口是否被考虑在内。不过，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显然是没有。

　　对这本《看不见的女性》来说，数字、技术、算法都至关重要。但它们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数据只是信息的另一种说法，而信息有很多来源。没错，统计是一种信息，但人类的经验也是信息。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设计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世界时，我们需要女性在场。如果那些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影响的决定，都是出自身体健全的白人男性（九成来自美国），那也会形成数据缺口——就像在医学研究中不收集女性身体信息会形成数据缺口一样。正如我将展示的，女性视角的缺席恰恰大力驱动了一种无意识的男性偏见，而这种偏见还试图（通常是善意地）假装自己“性别中立”。这就是波伏瓦所说的，男人把自己的观点与绝对真理相混淆。

　　女性特有而男性不会纳入考量的问题涉及众多领域，在阅读本书时，你会注意到三个主题反复出现：女性的身体、女性无偿看护的负担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这些问题如此重要，触及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部分，从公共交通到，从工作场所到医院手术，影响我们方方面面的体验。但是男人忘记了这些问题，因为男人并不拥有女人的身体。我们还会在书中看到，他们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女性的一小部分。而且，虽然男性同样不得不与暴力做斗争，但他们面临的暴力与女性面临的表现不同。这些差异均被忽略，而我们熟视无睹，仿佛男性的身体及其伴随的生命体验是中性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

　　在本书中，我将提到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我所说的“生理性别”是指决定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生理特征，即XX和XY染色体。所谓“社会性别”，是指我们强加给这些生物学事实的社会意义——女性因为被视作女性而受到的对待。社会性别是人为的，但两种性别都真实存在，都对在这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生存的女性至关重要。

　　但是，尽管我自始至终都在同时谈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我还是将社会性别数据缺口作为主导术语，因为生理性别并不是女性被排除在数据之外的原因，社会性别才是。通过列举这么多对女性造成巨大损害的现象，我想弄清根本原因。而且，与你将在本书中读到的许多说法相反，女性的身体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给这具身体赋予了社会意义，且无法从社会层面为之负责。

　　《看不见的女性》是一个关于缺席的故事——所以有时很难写出来。如果说在总体上女性数据存在缺口（这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收集数据，也是因为当我们收集数据时通常不会按生理性别进行区分），那么论及有色人种女性、残障女性、劳动阶层女性时，数据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收集，也是因为它们没有从男性数据中分离出来——也即所谓“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从学术工作到电影角色，在代表性统计当中，“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数据可以被分别列出，女性少数族裔的数据却消失在更大的分组中。但凡存在这种数据，我都会一一列出——可它们几乎从未存在过。

　　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精神分析。我无法直接触及那些固化性别数据缺口的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这意味着本书无法为性别数据缺口为什么会存在提供最终证明。我只能向你们提供数据，并请各位读者阅读这些证据。但是，那些设计出带有男性偏见工具的人是不是隐性的性别歧视者，对这个问题，我也无意探究。在某种程度上，个人动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模式。考虑到我将展示的数据的分量，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还有理由得出这种结论：性别数据缺口只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我认为它不是巧合。我将指出，不假思索地将人类几乎仅视为男性——性别数据缺口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我将展示这种偏见出现的频率和广度，以及它是如何扭曲那些日益支配我们生活、本应客观的数据。我将表明，即使是在这个超级理性的世界里，在这个日益受到超级公正的超级计算机主导的时代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而且，和过去一样，依然有沦为男性的从属类型的危险，而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将这种对男性的默认直接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其生物学专著《动物之生殖》中，他写道：“事实上，后代中出现了雌性而非雄性，就是第一次偏离类型。”（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失常算是“一种自然的必然”。）

　　在两千年后的1966年，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叫“作为狩猎者的人类”。75名社会人类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讨论狩猎在人类演化和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会议的共同结论是，狩猎活动极为重要。与会者后来编撰了一本书，其中收录的一篇论文称：“是生物习性、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使我们有别于猿类——而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远古时代的狩猎者。”听起来很好，只是，正如女权主义者指出的，这种理论对女性演化构成问题。因为那本书明明白白地指出，狩猎是男性的活动。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的智力、兴趣、情感和基本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功适应狩猎带来的演化产物”，这对女性人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人类演化是由男性驱动的，那女性还能算人类吗？

　　人类学家莎莉·斯洛克姆在她197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作为采集者的女性》中，质疑了所谓“作为狩猎者的人类”的首要地位。她认为，人类学家“搜集男性行为的例子，并假设它们足以解释全人类”。所以，为了打破沉默，她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男性外出狩猎时，女性在做什么？”答案是：采集、给孩子断奶、在“更漫长的婴儿依赖期”照顾孩子，而所有这些行为都需要合作。斯洛克姆指出，基于这种认知，“认为人类的基本适应源自男性狩猎和杀戮的，这种结论过于倚重攻击性，而攻击性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因素”。

　　斯洛克姆在4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项批评，但是演化论中的男性偏见仍然存在。英国《独立报》2016年的一篇头条报道写道：“研究人员发现，人类演化出了致命暴力的天性。”这篇文章介绍了一篇学术论文，名为《人类致命暴力的系统演化根源》。论文声称，经过演化，人类对本物种的致命程度达到了普通哺乳动物的6倍。

　　毫无疑问，对人类族群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现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致命暴力绝大多数是男性实施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瑞典30年来发生的谋杀案，结果显示九成的谋杀是男性犯下的。这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相符，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2013年联合国的一项凶杀案调查发现，全世界96%的凶杀案犯是男性。所以，嗜血凶残的到底是人类，还是男人呢？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女性双手并没有沾满鲜血，我们又该怎么看待女性的“系统演化”呢？

　　这种“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研究方法似乎已经蔓延至所有民族志领域。例如，洞穴壁画的内容往往与狩猎动物有关，所以研究人员推测这些壁画是由男性——也就是狩猎者完成的。但是，人们最近又分析了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壁画中出现的手印，发现大部分壁画实际上是由女性绘制的。

　　就连人类的骨头也不能幸免于“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会认为，从客观的角度而言，人类骸骨要么是男性的，要么是女性的，因此不受男性默认思维的影响。但我们仍然会犯错。一百多年来，一具被称为“比尔卡战士”的10世纪维京人骸骨一直被认为属于男性，尽管它的骨盆明显具有女性特征——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只在于它与全套武器和两匹献祭的马葬在一起。这些墓穴陈设表明，这里埋葬的是一名战士——而战士的意思即为男性（考古学家将维京传说大量提及女性战士归因于“神话中的点缀”）。但是，尽管在判定性别方面，武器显然一度比骨盆更有说服力，但它们可辩不过DNA。2017年的测试证实，这些骨头确实属于一名女性。

　　然而，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只是转移了重点：骨头可能混在一起了，或者这具女性尸体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被埋在这些物品中间。两种观点都由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提出，可能都有合理性（虽然基于墓部陈设，论文原作者没有理会他们）。但这种反驳本身就相当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在类似情况下，男性骨骼“不会受到同样的质疑”。事实上，考古学家在挖掘墓穴时几乎总是鉴定出更多的男性。对此，著名人类学家菲利普·沃克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头骨性别鉴定的书，简单直接地指出：“这并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现存人类性别比例。”既然维京女性可以拥有财产，可以继承遗产，可以成为有权有势的商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参加战斗呢？

　　毕竟，这些骨骼并不是唯一被发现的女战士骨骼。娜塔莉·海恩斯在《卫报》上写道：“在欧亚大草原上，从保加利亚到蒙古，人们发现了多具伤痕累累的女性骨架。”古代斯基泰人等民族惯于骑射作战，对他们来说，男性战士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研究者检测了斯基泰人骸骨的DNA——骸骨来自从乌克兰到中亚地区的1000多个有武器随葬的墓穴，结果显示，有多达37%的斯基泰妇女和未成年女孩频繁参加战斗。

　　一旦你意识到，“不加说明就是男性”这种思维定式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语言本身，就不会惊讶于它是如何渗透进我们的思维。斯洛克姆批评人类学中的男性偏见，同时还指出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稀缺数据的阐释方式上，还表现在语言本身上”。她写道：“人”（man）这个词的“用法如此模棱两可，我们无法确定它究竟指代男性还是整个人类物种”。这种定义上的变形促使斯洛克姆怀疑：“在许多人类学家的心目中，本应指代人类物种的‘人’（man），实际上成了‘男性’（males）的同义词。”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表明她的说法很可能正确的证据。

　　在穆丽尔·鲁凯瑟的诗歌《神话》中，年老失明的俄狄浦斯问斯芬克斯：“为什么我没有认出我的母亲？”斯芬克斯回答说，是因为俄狄浦斯没有正确回答她的问题（什么东西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下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你回答说，人（Man）。你根本没有提到女人（woman）。”但是，俄狄浦斯回答说，当你说人时，“你也包括了女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事实上，斯芬克斯是对的，而俄狄浦斯错了。就算严格说来，每个人确实“知道这一点”，但当你说“人”的时候，你也并没有“包括了女人”。在过去的40年中，人们对各种语言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一致发现，所谓的“通用阳性词”（以中性的方式使用像“他”这样的词）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上并不是通用的。绝大多数人在阅读时，会默认它指的是男性。

　　使用通用阳性词，让人更容易想起著名的男人而不是女人，更容易预设一个职业由男性主导，也更容易在职位和任命上偏向男性候选人。女性不太可能申请在招聘广告里使用通用阳性词的职位，也不太可能在面试中表现出色。事实上，通用阳性词会被一面倒地解读为男性，甚至凌驾于原本强有力的刻板印象，因此，“美容师”（beautician）等向来被视为女性的职业，突然就成了男性的。通用阳性词甚至扭曲了科学研究，制造了一种元性别数据鸿沟：2015年，一篇关注心理学研究中自陈报告偏差的论文发现，在调查问卷中使用通用阳性词会影响女性的反应，从而可能扭曲“测试得分的含义”。论文作者得出结论说，这种词的用法“可能描绘出不真实的男女差异，而在性别中立或使用自然性别语言的同一份问卷中，这些差异不会出现”。

　　然而，尽管几十年来不断有证据表明，通用阳性词的词义一点也不明晰，但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政策仍然坚持认为，延续使用通用阳性词纯粹是一种形式，其目的正是为了……清晰。就在不久之前的2017年，法国的法语最高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还在怒斥“‘包容性写作’的畸形”，宣称由于人们变通使用通用阳性词，“法语陷入了致命的危险”。包括西班牙和以色列在内的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争论。

　　因为英语在语法上并不严格区分性别，通用阳性词的现代用法相当有限。像“医生”和“诗人”这样的词在过去通常是阳性的（尤其是女医生和女诗人，一般会写成doctoresses和poetesses，含有嘲讽意味），但现在被认为是中性的。虽然如今在正式场合中，只有一些老学究还坚持使用通用阳性词，以“他”来表述“他或她”，但在非正式使用中，通用阳性词仍有卷土重来的迹象，比如美式英语中的“老兄”（dude）和“伙计”（guys），英国则有“小伙子”（lads），都被用作中性表达。英国最近发生的一场争论也表明，对一些人来说，保护男性的默认地位仍然非常重要：2017年，伦敦的第一位女性负责人丹尼·科顿建议，我们应该用如今的标准表达firefighter（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个说法酷多了）来取代fireman，指代“消防员”，结果她收到了大量恐吓信。

　　然而，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语言会有所谓的“性别屈折变化”（gender-inflected），阳性和阴性的概念被编织进了语言本身。所有的名词都被分为阳性或阴性的。桌子是阴性的，但汽车是阳性的：la mesa roja（红色的桌子），el coche rojo（红色的车子）。至于指代人的名词，既有男性用语也有女性用语，但标准性别总是阳性的。尝试在谷歌中以德语搜索“律师”，结果会出现Anwalt，字面意思是男性律师，但通常被用来统称所有“律师”。如果你想特别指代一位女律师，你会说Anwältin（顺带一提，和这里一样，女性用语往往是男性用语的变形，我们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类型的偏移——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他者”）。通用阳性词也可用于指代一群人，前提是这群人的性别不详，或者这个群体中有男有女。因此，一个由100名女教师组成的群体，在西班牙语中被称为las profesoras——但一旦你往里面添加了一名男教师，这群人突然就变成los profesores。这就是默认男性的力量。

　　在性别屈折语言中，通用阳性词仍然普遍存在。招聘广告，尤其是招聘领导职位的广告，通常还是以男性形式发布的。奥地利最近对领导职位招聘广告中的语言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男性化”和“性别平等”（同时使用男性和女性用语）语言的比例为27比1。欧洲议会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且从2008年起就开始建议，在使用性别屈折语言的招聘广告结尾加上“（男/女）”。他们的想法是，提示女性的存在，会让通用阳性用语显得更“公平”。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没有数据支持。研究人员实际测试了它的影响，发现通用阳性词本身的排斥性影响并未发生变化——这说明了收集数据之后再制定政策的重要性。

　　这些关于语言的争论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影响吗？可以说，有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分析发现，使用了性别屈折语言、几乎每句话都带有强烈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概念的国家，在性别方面是最不平等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反转：使用无性别语言的国家（如匈牙利和芬兰）倒也不是最平等的。相反，这一荣誉属于第三类国家，也就是使用英语等“自然性别语言”的国家。这些语言允许标记性别［女教师（female teacher），男（male nurse）］，但一般不将其编入单词本身。该研究的作者认为，如果你不以任何方式标记性别，哪怕强调“世界上存在女性”，也无法“纠正”语言中隐藏的偏见。简而言之：因为男人的存在理所当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时，点出她们的存在尤其重要。

　　人们很容易认为，语言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见只是旧时代的遗留物，事实并非如此。表情符号（emoji）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语言”，全世界90%以上的网民使用表情符号。这种符号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使用得最频繁：78%的女性经常使用，相比之下，男性的使用率为60%。然而离奇的是，直到2016年，表情符号的世界里全是男性形象。

　　我们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表情符号是由一个名字很响亮的组织——“统一码联盟”挑选出来的。该联盟总部位于硅谷，旨在共同确保统一的国际软件标准。如果统一码联盟决定将某个特定的表情符号（比如“间谍”）添加到当前的数据库中，他们将决定应该使用哪些代码。每个手机制造商（或者推特和脸书等平台）都会基于自身对“间谍”的解读，设计不同的形象，但都使用相同的代码。因此当用户跨平台通信时，基本上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张长着心形眼睛的脸，在别处看起来也是有心形眼睛的脸。

　　历史上，统一码联盟并没有明确规定大多数表情符号的性别。在大多数平台上，最初出现的一个跑步的男性形象，不叫“男性跑步者”，而是叫“跑步者”。同样，统一码联盟也将最初出现的符号描述为中性的“”，而不是“男”。是各个平台将这些中性词解释为男性。

　　2016年，统一码联盟决定做些改变。他们放弃了之前“中性”的性别立场，决定赋予所有表示人物的表情符号以明确的性别。因此，统一码联盟不再用此前通用的“男性跑步者”形象来代表“跑步者”，而是分别发布了明显为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跑步者代码。现在所有的职业和运动员都可以选择男性或女性。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意义重大。

　　抨击手机制造商和社交媒体平台性别歧视（我们将在后文中读到，他们确实如此，尽管经常是无意之举）很容易，但事实是，即使他们想办法设计出一个“中性”的跑步者形象，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会把它看作男性，因为除非明确标注为女性，我们会将大多数东西都理解为男性。因此，我们当然希望愤怒的语法学家承认，说“他和她”（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她和他”）而不仅仅说“他”，可能不是他们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摆脱通用阳性词只成功了一半：男性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真正的中性词都被解读为男性。

　　2015年，一项研究从2014年的人机交互论文中找出了最常用来指代人的5个单词，发现它们显然都是中性的：用户（user）、参与者（participant）、人（person）、设计师（designer）和研究人员（researcher）。干得好啊，人机交互学者！但这里（当然）有一个陷阱。参与研究的人被要求花10秒钟思考其中一个单词，然后画出它的图像，这时，这些明显中性的单词被描绘为男性或女性，但比例并不相等。对于男性参与者来说，5个单词里，只有“设计师”被解读为男性的比例低于80%（但也仍接近70%）；他们更有可能将“研究人员”描述为没有性别，而不是女性。女性的性别偏见稍微少一些，但总体上仍倾向于将中性词解读为男性，只有在描绘“人”和“参与者”两个词的图像中，性别比例大约为50比50（而约有80%的男性参与者将这2个词解读为男人）。

　　这一发现相当令人沮丧，但符合几十年来“画个科学家”的研究数据，在这类研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将科学家画成男人（这种偏见一直很极端，所以当最近的一篇论文发现，现在有28%的儿童将科学家画成女人时，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击节相庆，视之为巨大的进步）。它也符合2008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这或许更令人不安：巴基斯坦的学生（年龄在9岁到10岁之间）被要求画一张关于“我们”的图像，几乎没有女学生画女人，也没有男学生画。

　　我们甚至不允许非人类逃脱我们的认知，即这个世界主要由男性构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通过使用女性代词，提示参与者将中性的毛绒动物视为女性，但绝大多数的儿童、家长和看护者仍然称这种动物为“他”。该项研究发现，只有在动物“超级女性化”的时候，才会有“接近一半的参与者称其为‘她’而不是‘他’”。

　　公平地说，这个假设并非完全不合理：通常情况下，它确实是“他”。2007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在25 439个儿童电视角色中，只有13%的非人类角色是女性（女性人类角色的比例稍好一些，但仍然只有32%）。一项电影分析发现，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上映的G级片（适合儿童观看）中，会说线%是女性——而在群众演员的场景中，女性角色仅占17%，这也许更能说明默认人类为男性的情况。

　　男性不仅拥有更多角色，出现在银幕上的时间也是女性的两倍——如果这部电影和大部分电影一样，是由男性领衔主演，那么，他们的出场时间会达到女性的近3倍。只有当主角是女性时，男性和女性出现的频率才大体一样（而不是你想的那样，由女性占据大部分银幕时间）。男性的台词也更多，总的来说是女性的2倍；在由男性主演的电影中，是女性的3倍；在男女联合主演的电影中，仍然是女性的近2倍。同样，只有在少数几部由女性领衔主演的电影中，男女角色才能获得同等的银幕时间。

　　不平衡表现在雕像上：当我清点英国公共纪念碑和雕塑协会数据库中的所有雕像时，我发现名为约翰的男性雕像比有名有姓的女性非王室历史人物雕像加起来还要多（如果算上王室成员，女性人物的数量倒是能堪堪压倒这些约翰们，但也只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为自己立像，对她的这种热情，我只能勉强表示尊重）。

　　不平衡也表现在钞票上：2013年，英国央行宣布他们要把纸币上的唯一一位女性历史人物换成一位男性（我发起了一场运动，成功击退了这个计划，类似的运动也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出现过）。

　　不平衡还表现在新闻媒体上：自1995年以来，全球媒体监测项目每过5年就会评估一次全球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对女性的描写。2015年的最新一期报告发现：“在人们从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中读到、看到和听到的人物当中，女性只占24%，与2010年的比例完全相同。”

　　甚至学校的教科书里也有这种偏见。多项跨度长达30年的研究分析了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国的语言和语法教科书，结果发现，男性在例句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女性（平均约为3比1）。美国一项研究分析了1960年至1990年间出版的18本广泛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发现有名字的男性照片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有名字的女性照片，约为18到100倍不等，而索引中的名字只有9%是女性（在其中一本教科书的2002年版中，这个比例仍旧未变）。还有更近期的研究，2017年，一项针对10本学入门教科书的分析发现，平均每篇文章中只有10.8%的页面涉及女性（有些文章甚至低至5.3%）。在最近对亚美尼亚、马拉维、巴基斯坦、南非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教科书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了同样程度的男性偏见。

　　这种男性形象的文化偏见是如此普遍，所以当经典科幻动作系列游戏《大都会》的主创人员想要给玩家带来惊喜时，也诉诸这种偏见。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好奇什么才能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于是聊到了摘掉（主角）萨姆斯的头盔。然后有人说：‘如果萨姆斯是个女人，肯定会把大家惊呆！’”为了确保所有玩家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还让她穿上粉色比基尼，摆出翘起臀部的姿势。

　　《大都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游戏界的异类。尽管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玩电子游戏的男性和女性数量相当，但在2016年E3（全球最大的年度游戏博览会）新闻发布会重点推介的游戏中，只有3.3%的游戏由女性担任主角。这个数据实际上低于2015年，根据视频博客“女权频率”统计，当时还有9%。就算游戏中出现了女性的可玩角色，她们往往也只是被视为第二特征。在2015年的E3展上，《辐射4》的导演托德·霍华德演示了在男性和女性可玩角色之间切换是多么容易——只是在演示的其余部分又切换回了男性版本。正如“女权频率”在发布2016年E3展会数据时评论的那样：“主角被默认为男性。”

　　这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文化带来一种后果，那就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被视为普遍的；而女性的经验——尽管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被视为，嗯，小众的。正因为男性如此普遍，当乔治城大学的一位教授把她的文学课命名为“白人男性作家”时，她竟然上了报纸头条，而众多关于“女性作家”的课程却无人关注。

　　因为男性是普遍的（而女性属于小众），一部关于英国妇女争取投票权的电影被痛斥为“极度与世隔绝”，只因它没有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卫报》也不例外）——遗憾的是，这恰恰证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的一项观察（“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涉及战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因为它描写的是妇女在客厅里的感受。”）在今日仍然切题。这就是为什么V. S.奈保尔批评简·奥斯汀的写作“狭隘”，可是与此同时，没人指望《华尔街之狼》触及海湾战争，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其六卷本的自传中没有书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引用超过一位女作家），却能获得《纽约客》的盛赞，称他表达了“普适性的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在维基百科上，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页面说的是男子国家足球队，而女队的页面被称为英格兰女子国家足球队；也是为什么2013年维基百科将作家分为“美国小说家”和“美国女性小说家”。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一项针对多语种维基百科的研究发现，关于女性的文章中包含了“妇女”“女性”或“女士”等词，而关于男性的文章中却没有“男人”“阳性”或“绅士”（因为男性不言而喻）等词。

　　我们把14世纪到17世纪划归为“文艺复兴”时期，但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在1992年出版的《对女性的误测》中指出，它并不是女性的文艺复兴，因为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排除在智识和艺术生活之外。我们称18世纪为“启蒙运动”时期，但是，它虽然可能扩大了“男性的权利”，却“收紧了女性的权利，她们被剥夺了对财产和收入的控制，并被排除在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之外”。我们认为古希腊是的摇篮，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被明确禁止投票。

　　2013年，英国网球运动员安迪·穆雷赢得温布尔登网球赛冠军，因而被媒体赞颂为结束了英国“77年的等待”，但实际上弗吉尼亚·韦德在1977年就赢得了温网的女子单打冠军。3年后，一位体育记者告诉穆雷，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赢得2枚奥运网球金牌的人”（穆雷准确地回答：“维纳斯和塞雷娜各获得了4枚金牌。”）。在美国，人们公认本国足球队从未拿过世界杯冠军，连决赛都没进过——但其实她们进过。美国的国家女子足球队赢得过4次世界杯冠军。

　　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人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尝试，想要消除这种无情的男性文化偏见，但他们往往会遭遇敌意。当雷神托尔被漫威漫画公司重新塑造成一个女人时，粉丝都很反感——但正如《连线》杂志指出，当雷神被画成一只青蛙的时候，“没有人发出一声惊呼”。当《星球大战》系列连续推出两部由女性担纲主角的电影时，愤怒的吼声在男人的世界里回荡。《神秘博士》是英国播出时间最长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科幻剧讲述了一个会变形的外星人周期性地重生为新的身体，它的前12个化身都是男性。但在2017年，“博士”第一次变成了女性。作为回应，前博士彼得·戴维森“质疑”让一名女性出演《神秘博士》是否明智。他更喜欢把博士称为“男孩”，并为“失去了一个男孩的榜样”而感到惋惜。愤怒的男人们在推特上呼吁该剧，谴责这一决定是在标榜“正确”和“自由主义”。

　　科林·贝克饰演彼得·戴维森重生后的身体，他不同意自己的前任。他认为，男孩“已经拥有一个榜样50年了”，而且要成为别人的榜样，非得和对方同一个性别才行吗？“你难道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榜样吗？”不尽然，科林，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类”往往被解读为男性。无论如何，虽然有证据表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男性作为榜样，但男性不会接受女性。女人会买关于男人的书，但男人不会买女人写的书和写女人的书（至少不会买很多）。2014年，冒险类电子游戏系列《刺客信条》宣布，玩家无法在新的多人合作模式中扮演女性刺客，一些男性玩家对此感到满意。他们认为，如果是扮演女性角色，那还不如不玩。

　　记者萨拉·迪特姆不想花时间来讨论这种问题。“得了吧，”她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斥责道，“你在游戏中扮演过蓝色的刺猬、生化机械改造的太空海军，还有可怕的驯龙者。女人成为主角，拥有内心生活和活跃天性，怎么就如此超越你的想象？”理论上讲，迪特姆当然没错。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总该比想象成一只蓝色的刺猬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她也错了，因为蓝刺猬和男性玩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相似之处，甚至比物种排列更重要，那就是刺猬索尼克是雄性。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不是粉色的，他的头发上没有蝴蝶结，他不傻笑。他是标准的、无标记的性别，而不是非典型的性别。

　　引入女性所激起的负面反应，在文化界随处可见。2013年，我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在英国纸币的背面保留一位女性历史人物。一些男人显然愤怒到极点，甚至到了不惜以、残害和死亡来威胁我的程度。当然，并不是所有不喜欢这场运动的男人都做得如此过火，但即便是在比较有分寸的回应中，我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不公。我记得有一个男人告诫我说：“但现在已经到处都是女人了！”考虑到我费了好大劲只是想争取将仅仅一个女性形象印到纸币上，他的说法显然不成立，但他的观点还是很能说明问题。这些男人觉得，哪怕有少许女性代表，也是不公平的。在他们看来，竞争环境已经很公平了，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阵容只是在客观上反映了他们的优势。

　　在他们做出让步之前，英国央行同样基于精英主义的论点，为纸币人物全部由男性组成提出了辩护：他们表示，历史人物是根据“客观选择标准”挑选出来的。要加入“我们历史上关键人物”的“崇高名单”，一个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拥有广泛的知名度；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没有争议；并且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持久贡献，并带来持久利益”。读了这些主观的价值评定标准后，我终于明白这家银行的钞票上为何会出现五位白人男性：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意味着，女性满足这些“客观”标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曾经认为自己有创作天赋，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女人决不能有作曲的愿望——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又凭什么指望自己能这么做呢？”可悲的是，舒曼错了。在她之前的女性已经做到这一点，其中包括一些17和18世纪最成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只是她们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还没等到一个女人死去，她就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还没等到她死去，我们就把她的作品划到了一个男人的名下，使其成为性别数据缺口。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他姐姐范妮·亨塞尔的六首作品，2010年，另一份之前被认为属于他的手稿也被证实出自亨塞尔之手。多年来，古典文学学者一直认为，罗马诗人索皮西娅不可能写出那些署了她名字的诗句——它们未免太好了，更不用说还很。朱迪思·莱斯特是最早获准加入艺术家协会的荷兰女性之一，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在1660年去世后，她的名字被抹去，作品被归到丈夫名下。2017年，19世纪的艺术家卡罗琳·路易莎·戴利的新画作被发现——它们之前被归给了多名男性，其中一人甚至不是艺术家。

　　在20世纪初，备受赞誉的英国工程师、物理学家和发明家赫莎·艾尔顿评论说，尽管错误“是出了名的难根除，但把女人的成果归功于男人——这种错误简直比猫的生命力还顽强”。她是对的。教科书仍然习惯性地将托马斯·亨特·摩根视为发现性别由染色体而非环境决定的人，尽管事实上是内蒂·史蒂文斯对黄粉虫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之间明明有书信往来，摩根还在其中询问史蒂文斯的实验细节。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斯金发现太阳主要由氢组成，这一发现常被归功于她的男性导师。也许这种不公正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罗莎琳·富兰克林，她通过X射线实验和单位细胞测量发现，DNA是由两条链和一个磷酸盐骨干组成的，她的工作却使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并成为家喻户晓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英国央行故意将女性排除在外，而只是表明，看似客观的东西实际上充满了男性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的成果归功于男性——这种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做法，就使得女性更难满足央行的要求。事实上，价值是一种见仁见智的观点，而观点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这种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一样偏袒男性，那么不言而喻，它只会对女性充满偏见。

　　英国央行的主观选择标准也表明，对男性的默认既是性别数据缺口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忽视了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英国央行遴选历史人物的程序是围绕着通常由男性取得的成功来设计的；即使是看似温和的要求，比如这个人物不应该引起争议，也同样如此，正如历史学家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希所说：“行为端正的女性很少创造历史。”其结果是，英国央行不仅未能纠正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还使之延续下来。

　　这种完全主观的价值判断伪装成客观，而且随处可见。2015年，一位名叫杰西·麦凯比的英国高中生注意到，在她的音乐教学大纲所收录的63首作品中，没有一首是由女性创作的。她写信给爱德思国家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对方却为大纲辩护，并写道：“考虑到女性作曲家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或其他类似传统）中表现并不突出，几乎没有女性作曲家可以被收录在内。”这里的措辞很重要。爱德思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女性作曲家——毕竟，仅《国际女性作曲家百科全书》中就有6000多个条目。他们在这里说的是“正典”，也就是普遍认为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作品。

　　正典的形成被视作音乐市场客观的滴漏效应的结果，但实际上，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做出的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女性被完全排除在正典之外，因为从历史上看，女性几乎不可能在作曲方面取得成功。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女性被允许作曲，那也只是为私人观众和家庭环境而作。大型管弦乐作品对作曲家的声誉发展至关重要，但通常是女性的禁区，因为会被认为“不合适”。音乐是女人的“点缀”，而不是她们的事业。即使到了20世纪，伊丽莎白·麦康基（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英国作曲家协会主席的女性）的雄心壮志也被莱斯利·布西等出版商限制住了，他们声称“除了小曲外，不接受女人的任何其他作品”。

　　即使这种允许女性创作的“小曲”足以让她在正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女性也没有资源或地位来保护自己的传承。安娜·布瑞尔在她的《声音与甜美的曲调：被遗忘的古典音乐女性》一书中，比较了17世纪的多产作曲家芭芭拉·斯特罗齐（“她一生中创作的音乐比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作曲家都多”）和她同时代的男性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卡瓦利。卡瓦利曾是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音乐总监（当时这个职位还不向女性开放），有足够的财力和声望确保他所有的作品都保存在图书馆里，包括生前未发表的许多作品。他可以花钱请一个档案保管员来保管它们，有能力而且也确实花钱请了人在他逝世周年纪念日时演唱他创作的弥撒曲。在这种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斯特罗齐从来没有平等的机会被人记住。正典将像她这样的女性排除在外，而继续坚持正典的首要地位，就是在延续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不公正。

　　女性被排斥在权力地位之外，除了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女性未被纳入文化史范畴的原因，还常常被当作一种借口，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教孩子了解过去的时候，几乎只教给他们男人的生活。2013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历史”意义的争论。一方是当时的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他提出了“回归基础”的国家历史课程。他和他的支持者恰似21世纪的葛莱恩大军，坚持认为孩子需要“事实”。他们需要“知识的基础”。

　　这种“知识的基础”，也即“事实”的“基础”架构，是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的。但它存在许多空白，最明显的是其中几乎完全没有女性的身影。在关键阶段2（7至11岁），除了两位都铎女王以外，没有女性出现。在关键阶段3（11至14岁），只出现了五名女性，其中四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玛丽·希科尔、乔治·艾略特和安妮·贝桑特）被统一列入“女性角色的变化”一栏——难怪人们会认为，课程的其余部分都是关于男性的。

　　200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批评他的女性同行，在他看来，女性历史学家过于关注亨利八世的妻子们，而不是国王本人。他抨击说，国王才应该站在“舞台中心”。斯塔基认为亨利八世个人生活中的“肥皂剧”与他统治的正式结果（如宗教改革）相比是次要的，他坚持认为：“如果你要在最后五分钟前讲一部真正的欧洲历史，那就是一部白人男性的历史，因为他们是权力的参与者，拿其他任何事情充数都是篡改历史。”

　　斯塔基的立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私人领域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但这是事实吗？阿格尼丝·亨廷顿（出生于1320年之后）的两次婚姻法庭案件都留下了公开文件片段，让人们得以窥见她的私生活。我们发现她是家暴受害者，她的第一次婚姻引起了纠纷，因为家人不同意她的选择。1345年7月25日晚，她在遭受第二任丈夫攻击后逃跑；当天深夜，他带着一把刀出现在她兄弟的家里。14世纪女性遭受的（以及缺乏选择的自由）是无关紧要的隐私，还是女役史的一部分？

　　武断地把世界划分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区分。两者总是彼此渗透。凯瑟琳·爱德华兹是一位历史教师，曾积极参与反对戈夫教材改革的斗争。在我们的谈话中，她提到了近期对女性在美国内战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她说，女性远非无关紧要，“女性和她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完全削弱了整个南方邦联的努力”。

　　精英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自己柔弱无助的神话，根本无法克服工作在本质上不属于女人的看法。她们无法承担男人入伍后丢下来的工作，于是写信给丈夫，恳求他们当逃兵，回家保护自己。相比之下，比较贫穷的妇女则组织起来抵抗南方邦联的政策，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因为她们基本上都在挨饿，而且需要养家糊口”。将妇女排除在对美国内战结果的分析之外，不仅构成了性别数据上的缺口，也给对美国建设本身的理解造成了数据缺口。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事实”。

　　人类的历史，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历史，演化本身的历史——都被冠以客观事实之名，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实际上，这些所谓事实一直在欺骗我们。它们是扭曲的，因为未能对另一半人类做出解释——至少不能以我们半真半假的言论来解释。不能解释，就会导致数据缺口。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发生了腐坏，助长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而这才是事实。

　　这种神话的持续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看法——若说过去几年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身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忽视、误读它，就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特朗普、英国脱欧和ISIS（仅举最近的三个例子）是颠覆世界秩序的全球现象——而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以身份驱动的项目。打着性别中立的普遍性的幌子，混淆男性视角，就会给我们带来误读和忽视身份的后果。

　　我曾短暂约会过一个男人，他为了在争论中赢过我，就说我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他说我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也不能理性地看待世界，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用女权主义的视角看待一切。当我指出这对他（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成立时，他予以反驳。不，他的看法是客观的，是常识——波伏瓦所说的“绝对真理”。对他来说，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普遍的，而女权主义——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是小众的，是意识形态。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我想起了这个人，当时（主要由）白人男性纷纷发推特、做演讲和写专栏文章，谴责他们所谓的“身份”的弊端，但看完后你完全不为所动。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十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科教授马克·里拉的一篇文章，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堂而皇之地去拉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同性恋者、变性者和女性选民的选票”。他说，这就遗漏了“白人工人阶级”。里拉认为克林顿的“多元化言论”与“更大的愿景”是相互排斥的，并将这种“狭隘”的愿景（显然，里拉一直在读V. S.奈保尔）与他认为自己在大学生中看到的情况联系起来。他声称，如今的学生是如此关注多元化，以至于他们“对诸如阶级、战争、经济和公共利益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已经少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天后，前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他的波士顿新书巡展中解释说：“有人说，我是女人，投票给我吧！光说这个可不够。”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的编辑保罗·凯利将特朗普的胜利形容为“对身份的反叛”，而在英国，工党议员理查德·伯根在推特上表示，特朗普走马上任是“中左翼政党放弃经济体制转型、依赖身份导致的结果”。

　　《卫报》的西蒙·詹金斯总结2016年是“恐怖之年”，并猛烈抨击“身份信徒”，称他们一直以来“过度保护”少数族裔，从而扼杀了自由主义。他写道：“我没有部落”，不能“加入眼下盛行的歇斯底里”。他想要的是“重现1832年的光荣”——正是这场让新增的几十万有产者获得了英国选举权。旧时光可真让人陶醉。

　　这些白人男性的共同观点是：只有在涉及种族或性别时，身份才成其为身份；种族和性别与“经济”等“更广泛的”议题无关；聚焦女性选民和有色人种选民关心的问题，是“狭隘”的；工人阶级意味着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顺带一提，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大选期间，煤矿行业成为工人阶级工作的代名词（言下之意是男性），总共提供了53 420个工作岗位，年收入中位数为59 380美元。相比之下，主要雇用女性的清洁和家政业提供了超过924 640个工作岗位，年收入中位数为21 820.90美元。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这些白人男性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白人男性。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正是他们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他们认真地说出了一个逻辑上的谬论：身份只存在于那些碰巧不是白人或男性的人身上。当你身为一名白人男性，对白人和男性的身份已经习以为常，并且觉得理所当然，就很可能会忘记白人和男性也是一种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77年写道：“本质的东西无须赘言，因为它不言自明：传统是沉默的，尤其无须说明自身是一种传统。”白人与男性之所以沉默，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表达。白人和男性是言外之意。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默认的。但还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还有些人的需求和观点经常被遗忘。还有些人习惯于对抗一个没有考虑到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的世界。对这些人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不言自明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我想起了那次糟糕的约会（好吧，不止一次），因为它本质上与一种被误导的信念有关：相信白人男性视角是客观、理性并且如凯瑟琳·麦金农所说——“无特定角度”的。因为并没有被明确地描述为白人和男性视角（因为不需要），因为是常态，所以这种观点被假定为不具有主观性，被假定为客观甚至是普遍的。

　　但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一样，都是一种身份。一项针对美国白人的态度和候选人偏好的研究发现，特朗普的成功反映了“白人身份”的兴起，研究人员将其定义为“试图通过投票箱来保护白人选民的集体利益”。他们总结说，白人身份“强烈预示着对特朗普的偏好”。男性身份也一样。还有一些分析侧重性别对特朗普支持率的影响，其结果显示：“选民越是敌视女性，就越有可能支持特朗普。”事实上，带有敌意的性别歧视几乎和党派认同一样有效，可以用来预测特朗普的支持率。这一点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意外，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

　　“男性的就是普遍的”——这种假设是性别数据缺口直接导致的结果。白人和男性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大多数其他身份从未被提及。但男性的普遍性也是造成性别数据缺口的一个原因：因为女性不被看到，也不被记住，因为男性数据构成了我们的大部分认知，男性的就被视为普遍的。数据缺口导致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定义为少数群体，拥有一种特定的身份和主观的观点。在这样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设计成可以遗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文化上、历史上、数据上，都是如此。因此，女性就成了隐形人。

　　《看不见的女性》讲述的是，当我们忘记占人类一半的人口时会发生什么。它揭露了当生活或多或少正常进行时，性别数据缺口是如何伤害女性的。无论在城市规划中，在领域中，还是在工作场所中。它还讲述了当事情出错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女性会遭遇什么：当她们生病的时候，当她们在洪水中失去家园的时候，当她们因为战争而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时候。

　　但这个故事中也有希望，因为当女性能够带着她们的声音和身体走出阴影时，事情就会开始改变。缺口就会缩小。因此，从根本上说，《看不见的女性》也是对改变的呼唤。长久以来，我们将女性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也因此任由女性销声匿迹。是时候改变视角了。是时候让女性被看见了。

　　一切都始于一个笑线年，瑞典卡尔斯库加镇的官员受到抨击，一项性别平等倡议迫使他们从性别角度重新评估所有政策。当人们以严厉的目光审视一项项政策时，一位官员不合时宜地笑言，至少清扫积雪不是“性别平等人士”会过问的事。不幸的是，他的言论恰恰引起了性别平等人士的思考：清扫积雪存在性别歧视吗？

　　当时，和大多数行政区域一样，在卡尔斯库加，清扫积雪始于主要交通干道，止于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它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出行方式不一样。

　　我们无法从每个国家获取按性别划分且连贯的数据，但我们已有的数据确实清楚表明，相比男性，女性总是更有可能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法国，三分之二的公共交通乘客是女性；在美国费城和芝加哥，这一比例分别为64%和62%。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男性开车的可能性都更大，而且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一辆汽车，那么家中使用这辆车的也主要是男性——即使在瑞典这个女权主义的乌托邦国家也是如此。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交通方式上，还体现在男女出行的原因上。男性更有可能遵循一个相当简单的出行模式：每天两次，进城和出城。但女性的出行模式往往更为复杂。世界上75%的无偿照护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这影响了她们的出行需求。典型的女性出行模式可以是这样的：在上班前先送孩子上学；带一位年长的亲戚去看医生，并在回家的路上捎带买点家庭必需品。在世界各地的女性身上都能观察到这种多段短途行程相连的出行模式，也被称为“出行链”。

　　在伦敦，女性送孩子上学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多段出行”的可能性较男性高25%；如果家里有一个9岁以上的孩子，这个数字将上升到39%。在欧洲各地，人们都发现了男性和女性在“出行链”方面的差异，双职工家庭中，女性接送孩子上学的概率是男性的2倍。这种情况在有幼童的家庭中最为明显：一名职业女性如果有5岁以下的孩子，她的多段出行可能性将增加54%；而职场男性处于同样境地时的可能性仅增加19%。

　　在卡尔斯库加，所有这些差异意味着，扫雪的步骤表面看来性别中立，实际上根本不是，所以镇议员改变了扫雪的顺序，优先考虑行人和公共交通的使用者。他们的理由是，毕竟这样做不会花更多的钱，而且开车穿过七八厘米厚的雪地也比推着一辆童车（或轮椅和自行车）穿过七八厘米厚的积雪要容易得多。

　　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到头来会帮他们省钱。自1985年以来，瑞典北部一直在收集受伤入院人员的数据。在他们的数据库中，伤者绝大多数是行人，在道路打滑或结冰的情况下，行人受伤的可能性是驾车者的3倍，占所有因交通事故受伤而住院时间的一半。这些行部分是女性。瑞典于默奥市的一项研究发现，79%的行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冬季，单人事故（即没有其他人参与的事故）中有69%的伤者为女性。三分之二的受伤行人曾在结冰或积雪的路面上滑倒，48%的人受伤程度为中度至重度，其中骨折和脱臼最常见。女性一旦受伤，伤势往往也更严重。

　　斯科纳郡正在进行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研究还发现，工伤会导致医疗费用增加、生产力下降。仅仅一个冬季，行人摔伤带来的预计损失就高达3600万瑞典克朗（约合320万英镑）。（这个数据很可能过于保守了：许多受伤行人去的医院并未将数据上报至国家交通事故统计处；有些人看医生，但不去医院；还有些人只是自己在家里养伤。因此，医疗和生产力的损失还可能更高。）

　　但即使是按照这种保守估计，在结冰的情况下，行人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也大约是冬季道路维护费用的2倍。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索尔纳，行人交通事故的成本则是道路维护成本的3倍，一些研究显示的比例甚至更高。无论具体相差多少，很明显，在清除积雪计划中优先照顾行人、避免发生伤害，在经济上是说得通的。

　　2016年，斯德哥尔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车道和人行道都被积雪覆盖，人们无法通勤，该市的扫雪工作也因此未能顺利地向性别平等化过渡，结果另类右翼群体的博客圈额手称庆。但是，在这些右翼评论家匆忙庆祝女权主义政策失败时，他们却没有注意到，这项制度已经在卡尔斯库加成功运作了3年。

　　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也不准确。Heat St网站上有文章称，这项政策很失败，部分原因在于“据报道，需要住院治疗的受伤人数激增”——但文章没有注意到，是行人受伤的事故“激增”，说明问题并不在于行人得到了优先照顾，而在于整个扫雪工作未能有效开展。驾车者可能出行不顺，但其他人也一样。

　　第二年冬天就成功多了：在斯德哥尔摩交通部门任职的地方议员丹尼尔·赫尔登告诉我，他们用特殊机器清扫了20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这使它们和夏天时一样干净”），那里的事故减少了一半。“所以效果真的很好。”

　　卡尔斯库加最初的扫雪顺序并没有故意牺牲女性利益，并以此为代价来造福男性。就像本书中的许多例子一样，它只是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是视角上的差异。最初设计这个计划表的男人（应该是男人）很清楚自己是怎么出行的，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设计。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女性。他们只是压根没有想到这些，没有考虑女性的需求是否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数据缺口是女性没有参与规划的结果。

　　马德里理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教授伊内丝·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告诉我，这个问题在交通规划领域表现得更为普遍。她解释说，交通运输业是一门“高度男性主导”的行业。在西班牙，“所有部委中，在交通运输部里担任和技术职位的女性都是最少的，所以他们的偏见来源于个人经验”。

　　总体而言，工程师主要关注的是“与工作相关的移动出行”。固定的劳动时间催生了出行高峰，规划者需要知道基础设施的最大承载量。“因此，规划高峰时段是有技术上的原因的。”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承认。但是，就算需要为高峰时段做出规划，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的出行（通常跟高峰时段不一致，因此“不会影响系统的最大承载量”）被忽略了。

　　现有研究清楚表明，典型的男性出行方式受到了额外偏袒。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发现，交通规划中存在“男性偏袒”，“系统配置”未能关注性别问题。2014年欧盟一份关于欧洲人对城市交通满意度的报告，尽管谴责欧洲公共交通系统未能为女性提供充分的服务，但它仍将男性出行描述为“标准”模式。更令人难堪的是像“必要出行”（compulsory mobility）这类常见的规划术语，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对此解释说，该词是个常见的总括概念，用于“所有以就业和教育为目的的出行”。这么一来，就好像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不是必要的，而只是闲人逸士可以随意浪费的“私人专属时间”。

　　政府支出的优先次序也存在明显的偏见。《新家》的记者斯蒂芬·布什在2017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保守党政府一贯宣扬紧缩，但前两任保守党财政大臣都破例进行了道路建设，而且两人均在这方面投入了巨资。因为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而英国的道路基础设施已经相当不错，投资许多其他领域看起来更为明智，但不知何故，对这两人来说，道路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与此同时，到2014年，70%的地方议会削减了公交车的经费（最女性化的交通方式），仅2013年一年就削减了1900万英镑，而与此同时，公交车票价格每年都在上涨。

　　英国政界人士在这方面能找到同道中人。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银行交通运输资金的73%用于道路和高速公路，其中大部分建在农村地区或用来连接各城市。即使修建公路是正确的投资选择，但拟议的道路通向何方并非性别中立的决定。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回顾了莱索托一个村庄对拟议道路的分歧，从而说明以性别分类数据为基础进行项目开发是多么重要。女人们希望这条路朝着某个方向修，“方便她们前往最近的、有基本服务的村庄”；男人们则希望它朝相反的方向修，“这样他们就能骑着马、更方便地到达较大的城镇和市场”。

　　其他出行数据中也存在着性别差异，许多交通调查有意遗漏了较短的步行和其他“非机动车”出行。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说，这些出行“被认为与基础设施政策的制定无关”。考虑到女性的步行距离一般而言比男性更远、时间更长（部分原因在于她们承担着照护者的责任，部分原因也在于女性往往更贫穷），非机动车出行的边缘化难免会对她们产生更大影响。忽略较短的步行出行也会扩大多段出行数据中的缺口，因为这类出行（多段出行）中通常包含至少一段步行。简而言之，认为短途步行和基础设施政策无关的假设，与认为女性和基础设施政策无关的假设如出一辙。

　　但事实并非如此。男性常常独自出行，而女性在出门时没法轻装上阵——她们要负责购物，要推婴儿车，要照顾孩子或年老的亲人。2015年一项关于伦敦出行的调查发现，女性“在最近一次步行后，对街道和人行道的满意度明显低于男性”，这也许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不仅比男性更有可能步行，而且更有可能推着婴儿车，因此更容易受到人行道质量不佳的影响。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说，人行道高低不平、坑坑洼洼而且相当逼仄，两旁散落着摆放不当的设施，加上许多交通要道还设计了狭窄而陡峭的台阶，使得在城市里推着婴儿车出行“极其困难”，据她估计，所需时间是通常出行方式的4倍，“这样一来，带着小孩的年轻女性如何是好呢”？

　　重视汽车甚于行人，这并非不可避免。在维也纳，60%的出行依靠走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城市非常重视性别规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维也纳性别规划负责人伊娃·凯尔一直在收集步行出行数据，并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改良十字路口并加装标识（另外新增了40个十字路口），为方便婴儿车和自行车增设坡道，加宽了1000米的人行道路面，并改善了人行道的照明状况。

　　巴塞罗那市长艾达·卡卢也表现出类似的决心，立志把这座城市还给行人。她创建了一个被称为“超级街区”的计划——在城市中一些四方形的网格区域里，只允许当地车辆上路，而且只能低速行驶，道路上行人和汽车享有同等的优先通行权。为适应女性出行模式而实施的改变中，另一个简单易行的例子来自伦敦：2016年，该市公交网络引入了“换乘优惠”。以前，乘客每次上车都要购买这段新车程的车票，但在新系统下，用户现在可以在一小时内以一张票的价格无限次换乘公交。这一变化对女性尤其有帮助，因为此前的收费系统对她们格外不友好。这不仅是因为女性更可能多段出行，还因为女性在伦敦公交车乘客中占多数（57%）——一部分是因为公交车比较便宜，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公认公交车更方便儿童——也更有可能换乘（而在旧的收费系统下，每换乘一次就要算一次的钱）。

　　女性更有可能换乘的原因是，和世界上大多数城市一样，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是辐射状的。这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市中心”区域已经确定，大多数公交线路都通往那里。然后会有一些环形线路集中在市中心。整个公交系统看起来就像一张蜘蛛网，对于那些只打算进出市中心的通勤者来说相当方便。然而，它在其他方面就没那么有用了。而这种有用/不太有用的二元对立，正好落在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上。

　　不过，尽管伦敦的换乘优惠等解决方案是一种进步，但它们绝不是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做法。在美国，一些城市已经不再对换乘收费（洛杉矶从2014年开始不再收取换乘费），但其他城市仍在坚持这一做法。例如，芝加哥仍然对公共交通换乘收费。鉴于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芝加哥的交通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对典型的女性出行模式存在偏见，这种收费尤显恶劣。这项研究将优步拼车和芝加哥的公共交通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市区内出行时，优步拼车和公共交通的时间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平均相差6分钟。但如果是在社区间通行——女性为了从事非正式工作或履行照护他人的责任，常做这类出行——单次行程，优步拼车需要28分钟，而搭乘公共交通需要47分钟。

　　考虑到女性要赶时间（如果将女性的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加起来，她一天的工作时间比男性更长），优步拼车似乎颇具吸引力。然而问题是，它的花费是公共交通的3倍左右，而且相比男性，女性持有的现金也较少：在全球范围内，相比男性，女性能支配的家庭资产更少，而全球性别收入差距目前为37.8%（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英国是18.1%，澳大利亚23%，安哥拉则为59.6%）。

　　当然，这里有资源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属于态度和优先性的问题。据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估计，女性的无偿照护工作每年为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0万亿美元。尽管如此，为了有偿工作出行仍然比为了做无偿照护出行更受重视。但是，当我问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在伦敦或马德里这样的城市，提供满足女性照护责任的交通工具是否存在经济上的理由时，她不假思索地答道：“绝对有。妇女就业对GDP有重要贡献。妇女就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GDP就增长一个百分点。但是为了让女性工作，城市必须做出相应的支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方法之一是设计交通系统，使女性能够在完成无偿工作的同时仍然准时到达办公室。

　　谈到地铁和火车等定点基础设施时，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解释说，针对这些交通设施中存在的、由来已久的偏见，没有轻松或廉价的解决方案。她说：“你可以提高它们的便利性。”仅此而已。她说，另一方面，公交车很灵活，它们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需要进行移动和调整”。实际上，这正是艾达·卡卢在巴塞罗那所做的事情，她在这里推行相互垂直的新式公交路线（路线图是一个网格而非蜘蛛网，更便于多段出行）。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还认为，公共交通需要发展“介于汽车和公交车之间的中间服务。在墨西哥他们有种叫作terceros的交通工具，非常小，就像一辆超小号的小巴。他们还有共享出租车。这些都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我相信，可以而且应该发展这些公共交通来支持女性的出行”。

　　出行规划方面的性别数据缺口由来已久，虽然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主要由男性构成的规划人员没有意识到女性可能有不同的需求，但还有另一个不太说得过去的原因，那就是人们认为女性更难把握。“女性的出行模式要复杂得多。”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解释说，她曾设计过一项调查来计量女性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而且总的来说，交通部门对女性的“非典型”出行习惯不感兴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学教授阿娜斯塔西娅·卢凯图-西德里斯告诉我，“通常情况下，交通运营商认为每个人的需求都是普遍的。男人，女人，一切都是一样的。可这完全不是事实，”她带着愠怒笑道，“跟女性乘客聊聊就会知道，她们能提出一大堆截然不同的需求，而这些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更糟糕的是，交通部门未能按性别区分他们所掌握的数据，这加剧了现有的性别数据缺口。由英国政府交通运输部编制的年度交通统计报告只纳入了一项分性别的数据（关于不同性别的驾驶考试通过率——在2015至2016年度，44%的女性通过了考试，而男性为51%），以及一个链接，通过该链接能看到政府网站上一份关于性别和步行的报告。该报告对公交或铁路使用者的性别分类只字未提，而这些信息对于规划一个可恰当服务于所有用户的交通系统至关重要。

　　印度的公共交通机构也没有将数据按性别区分，而欧盟最近的一份报告哀叹具有性别意识的交通数据太少，称“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定期收集这类数据”。和英国一样，美国的交通统计年报只提到两次女性：一次是关于驾照，一次是关于步行。不过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在两次提及女性时甚至没有采用实用统计数据，而只是泛泛而谈。

　　一个更隐蔽的数据缺口存在于世界各地运输机构呈现数据的方式中。总的来说，所有以有偿工作为目的的出行都被归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但照护工作被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其中一些类别，比如“购物”，与休闲根本没有区分开来。这没有考虑性别差异。当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在马德里收集与照护相关的出行数据时，她发现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与以工作为目的的出行几乎次数相同。当进一步通过区分性别提炼数据时，她发现照护是“女性出行中最重要的目的，就像工作是男性出行的主要目的一样”。她认为，如果所有的出行调查都这样做，规划者将像对待通勤一样认真对待照护出行。

　　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警告说，如果我们真的想开始设计既为男性服务又为女性服务的交通系统，那么仅仅孤立地设计交通基础设施无济于事，因为女性出行还涉及总体规划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创建“混合用途”的区域。在许多国家，传统的规划模式是将城市合法地划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和工业区等单一用途区域，也即分区制。

　　分区可以追溯到古代（例如城墙两边各自允许做什么），但是直到工业，才诞生了那种明确的划分，也即从法律意义上把你生活的地方和你工作的地方分开。而且，由于这种分类过于简化，分区制已经将男性偏见编织进了世界各地的城市架构中。

　　分区制依据并优先考虑的是异性恋已婚男性的需求，他们养家糊口，早上出门工作，晚上回到郊区的家里休息。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解释说，这正是“该领域大多数决策者个人生活中的现实”，而家主要是让人放松的地方——这种想法“始终都是世界各地规划实践的基础”。

　　但是，如果对这些决策者来说，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令他们“暂时从有偿劳动中解脱出来”，那么它在大多数妇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则远非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从事3倍于男性的无偿照护工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这可以进一步细分为2倍的儿童保育时间和4倍的家务劳动时间。世界银行发现，在乌干达中部的卡提卜镇，妇女每天花近15个小时做家务、照看孩子、做农活、烧饭、收集柴火和取水，她们每天剩下的休闲时间只有大约30分钟，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男性每天做农活的时间比女性少1小时，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的时间则可以忽略不计，花在收集柴火和取水上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对他来说，家也许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但对她呢？绝非如此。

　　无论如何，在大多数双职工家庭中，异性恋夫妇中的女性最有可能对孩子和年长的亲属承担主要的照顾责任，从法律上把家庭与正式工作场所分开，可能会让生活难上加难。她们不得不在公共交通设施匮乏的城市边缘地带陪伴孩子和患病亲属，她们被人遗忘了。事实上，大多数分区法规并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生活（甚至许多男性的生活）。

　　将家定义为休憩场所，是一种懒惰、轻率的想法，其影响很可能相当严重。2009年，巴西推出了一项名为“我的房子，我的生活”（简称MCMV）的公共住房计划。该计划是为了帮助那些住房条件不宽裕的人（当时估计有5000万人）。但事情并未按预期发展下去。

　　人们对巴西棚户区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这里是非常糟糕的贫民区，贫穷、犯罪猖獗、无法无天，帮派在其间逡巡，居民生活在恐惧中。这种刻板印象有几分道理，但对许多棚户区居民来说，事实大不相同——他们住在社区自行建造的公共住房里，只是因为政府未能提供住房。棚户区是根据需求发展起来的，所处位置一般都很方便工作和出行。

　　MCMV项目建造的综合居民楼却不是这样，它们大多建在西区的边缘地带，2010年，里约热内卢住房部门主管安东尼奥·奥古斯托·韦里西穆将西区描述为“休眠区”，因为那里缺乏就业机会。事实上，韦里西穆并不主张在该地区建造公共住房，他担心这样会催生更多的贫民区。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还发现，大多数被重新安置的人距其原住所远超市政法律所允许的7公里。

　　42岁的路易莎原来住的棚户区位于里约热内卢富裕的南区，这里与市中心和北区提供了里约大部分的工作机会。她告诉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一名研究人员：“我走出家门，实际上就已经在工作了。交通四通八达，我不用走几里路去公交车站。”她现在住在大坎普的MCMV公寓里，此地位于里约热内卢欠发达的西区，离她原本的家有50多公里。

　　由于附近没有工作机会，居民只能花3个小时前往北区和市中心地区，他们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说得好听点，是较为有限。60%以上的新住房距离最近的火车或地铁站需要步行30分钟。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人得不到合乎需求的公共交通服务，女性受的影响尤其大，因为里约热内卢也顺应全球趋势，由男性主导汽车所有权：71%的汽车为男性所有，男性驾车出行的可能性是女性的2倍。

　　妇女之所以受影响特别大，还因为她们的照护工作是无偿的。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梅丽莎·费尔南德斯·阿里戈蒂亚告诉我，她采访过的一名女性在刚得知自己必须搬到MCMV综合居民楼时，感到非常恐慌。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又怀孕了，之所以现在还能工作，全是靠她妈妈帮忙照看小孩。搬到离母亲和工作地点70公里以外的地方，意味着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保住工作。而在新的MCMV里，儿童保育设施几乎“完全没有翻新或者扩建以惠及新住户”。

　　政府的新综合居民楼设计加剧了托儿服务不足的问题。公寓本身是为传统的核心家庭设计的，但核心家庭绝非棚户区的标准家庭单元模式。驻里约热内卢的城市规划专家特雷莎·威廉姆森博士说：“随便走进一个棚户区人家，这家人要不是三代同堂，那才真叫罕见。”她补充说，她“从未见过一个老年人独自住在棚户区里”。阿里戈蒂亚遇到的情况类似，她采访的大多数家庭里都有一位单身母亲，通常和孩子、上了年纪的父亲或母亲同住。但这些住宅单元“非常小”，其标准化设计“根本无法应对家庭潜在的多样性”，产生的副作用之一是新住宅区的设计无法兼容数代人混居棚户区时常见的托儿方式。

　　至于MCMV居民楼的公共空间，或多或少只考虑到了“巨型停车场”，尽管这里人有车的没几个，此外，“游乐场维护得非常差”，用的都是些廉价器材，所以用不到几个月就成了一堆破烂（而且再没有更换）。这些居民楼的设计似乎只考虑到了隐私，而不是社区。威廉姆森解释说，住在棚户区时，“你的孩子到了一定年纪甚至不需要有人专门照看，因为每个人都在看着他们”，对于那些习惯了这种亲密关系的家庭来说，新式居民楼往往令他们感受到孤立和对犯罪的恐惧。结果是“孩子们不怎么出去了，他们待在自己的公寓里”。而且“突然之间，妇女需要用一种在棚户区时不常有的方式来照看她们的孩子”。突然之间，她们需要托儿服务了。但她们根本得不到。

　　这甚至不是资源的问题。这是优先事项的问题。在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前，巴西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上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钱是有的，只是花在了其他地方。伦敦经济学院引用了一项研究，发现新的快速公交专用道往往通向奥运设施所在的特权区域，使得“较贫困地区和市区之间的公共交通问题（……）无人问津”。此外，据当地居民说，政府重新安置的重点似乎不是帮助那些需要改善住房的人，而是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基础设施建设让路。

　　于是女人为此付出代价。居民克里斯汀·桑托斯在搬去大坎普的MCMV“食籽雀花园”居民楼后，丢了她在新伊瓜苏一个市场里的工作。“我得倒三趟车。”她解释说。另一位妇女每天上下班要花上6个小时，精疲力竭之下出了车祸，险些丧命。由于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妇女开始在她们的新家开店，卖饮料和午餐盒饭、给人剪头发。她们明知这样做等于是在藐视分区法规，很可能会害得自己被赶走，却又不得不这么做。而在棚户区，你可以把你的家变成你的工作场所，因为那里不存在分区法规：从技术上来说，整个地区都是非法的。但政府的公共住房并非如此，作为住宅区，在家里做生意是被严格禁止的。

　　所以总体来说，巴西政府让女性远离了正式的工作场所（实际上那也是非正式的工作场所：在巴西720万名家政工人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却不给她们提供合适的公共交通，也完全不提供儿童保育服务。这么做实际上是强迫妇女把她们的家变成工作场所，因为这是她们手头仅有的选项。但政府早已把这视作非法。

　　公共住房不一定非得如此：还有另一种方案值得考虑。伊娃·凯尔说，在1993年，维也纳的政府官员决定建造一个新的住宅区，他们首先界定了“该空间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寻找满足这些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收集数据，特别是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因为这个住宅区的服务对象是妇女。

　　奥地利国家统计局当时进行的调查显示，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比男性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数据，奥地利女性无偿工作的时间是男性的2倍，在有偿和无偿工作中付出的总时间也更长。）凯尔解释说，因此，官员设计了“女性工作城市I期”——之后还有II期和III期，以满足妇女在照护方面的需求。

　　凯尔说，首先地点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就是为了便于妇女履行看护责任。该小区紧邻一个电车站，小区里有一所幼儿园，而且附近有好几所学校，所以孩子们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出门（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告诉我，占据妇女时间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陪孩子上学、看医生和参加课外活动”）。小区里设有一间医生诊所、一家药房和其他商店的商业空间，附近还有一座大型超市。它将多功能设计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女性工作城市I期的设计更像是一个精心营造的棚户区。它将社区和共享空间放在首位。彼此相连的建筑围绕着一连串的共享庭院（配有绿地和儿童游戏场所），每层最多有4个单元，从任何单元都可以看到这些庭院。同时，户外可见的透明楼梯井、公共空间的高亮度照明、只有通过公寓才能到达的明亮的停车场，都是为了提升安全感而设计的。维也纳的另一个住宅区（无车模范定居点）则完全不设停车位，绕过了每套新公寓需配有一个停车位的分区规则。相反，他们把钱花在公共房间和额外的娱乐区上。该住宅项目并不是专门针对女性的，但考虑到女性开车的可能性较低，而且比男性更有可能照顾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