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敏：三孩新政下呼吁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

戴斯敏：三孩新政下呼吁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本站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未满一个月，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迈出了生育政策宽松化的又一重大步伐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未满一个月，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迈出了生育政策宽松化的又一重大步伐。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前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人们理性生育意愿下的子女数早已低于政策允许的子女数。

　　本文分析了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状况背后的原因、母职惩罚与女性职业发展困境、以及不同家庭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率的影响，并给出了四大政策建议。

　　三孩政策公布后， 各地各部门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如北京对生育三孩奖励一个月的生育假； 攀枝花拿出真金实银，二孩、三孩每个孩子补助1.8万元； 国家医保局规定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 “双减”政策落地； 社会抚养费退出历史舞台等，旨在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然而，相关新闻一公布，网友们纷纷玩梗调侃，多位学者预测，三孩政策对于缓解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效果不会很明显。

　　除了育龄妇女减少等因素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前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人们理性生育意愿下的子女数早已低于政策允许的子女数。除了个人主观因素之外，影响生育意愿的客观因素往往是高生育成本以及缺乏多元化生育支持，因此家庭抚养一个以上子女的意愿低迷。

　　一方面，在高房价、“996”高压工作文化、就业不稳定，同时社会竞争加剧、优质资源短缺、养育不断精细化、教育被焦虑裹挟的大环境下，组建家庭、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照料负担、机会成本和心理压力过高导致生育意愿的低迷。

　　另一方面，生育成本没能被合理分担，在公共领域，养育补贴缺乏和公共照顾不足；而在家庭内部，“缺席的父亲”使得压力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女性身上，女性职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却依然是家庭照料和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工作和家庭难以平衡。

　　此外，加速化的老龄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女性的照料负担。这种挑战在三孩生育新政的背景下，如果缺乏合理有效的配套政策，无疑会更加严峻。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随着单位制的解体，抚幼、教育、养老等社会再生产职能被重新视为私人领域事务而退还家庭。与此同时，强大的家庭中心主义和父权制长期存在，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延续，母亲群体担负日益加重的照料责任的同时，在职场上承受着更大的歧视和竞争压力。

　　一方面，生育和抚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孕育、分娩、抚育、教育等，这一时间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和情感密集型的过程给家庭，尤其是母亲，带来了较高的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

　　近年来，在“孩子至上主义”氛围下，日益精细化的育儿方式更是大大提高了母职负荷。“依恋”、陪伴伦理等裹挟着消费主义浪潮下的“科学”育儿话语更是让妈妈们心力交瘁。

　　国家卫健委近日就三孩政策答记者问时给出了一个数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1]。

　　学界的研究也多次揭示了我国的母职惩罚现象（即由于社会结构性压力、传统性别意识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缺陷，职业女性由于生育在应聘、薪酬、晋升等方面处于系统性弱势地位）。

　　於嘉和谢宇（2014）发现，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工资率下降约7%左右[2]。申超（2020）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10期追踪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母职的工资惩罚是女性群体内部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1989-2015年的26年间，母亲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比非母亲低1.6%。同时，母职惩罚现象不断加剧。当控制了年龄、地区、家庭结构、教育程度和工作特征后，在1989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8.79%；而到了2015年，每多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12.77%。研究还发现，尤其是单身女性、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和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女性这三个群体承受的母职惩罚在迅速增加[3]。

　　随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化，如果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的隐形歧视，建立家庭友好型的职场文化环境和制度安排，引导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家庭劳动和子女抚育中，除了上述所说的母职惩罚困境外，职业性别隔离[4]亦会加重。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虽然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和专业技术从业者这两项指标上，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已经位列世界第一，但高级管理人员的女性比例仅为20.1%，在156个国家中位列第132位；部长级官员的女性比例更是仅占3.2%,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5%，在156个国家中位列第147位[5]。

　　《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6]显示，女性整体薪酬低于男性17%，有58.25%的女性遭遇了“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的女性遭遇了“求职时，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7]。

　　未来生育政策的放松，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用人单位在招工和升职考核时对职业妇女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平衡困难的负面预期，雇主可能会重新评估女性的多次生育成本及风险，甚至可能会因此做出拒绝雇用女性的歧视行为。这无疑会恶化女性的职场生存，进一步导致女性在家庭外部的社会地位的整体性下降。

　　西方福利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普遍进入了低生育率社会，因此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家庭政策支持生育。

　　受体制、社会结构、传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家庭政策的目标、内容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除了是否有效支持了生育之外，还包括鼓励女性就业还是留在家庭的区别，这又会进一步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在家庭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这一方面，房莉杰等人（2021）将生育的社会支持政策分为以下三大类政策工具：经济（照顾津贴、儿童津贴、家庭津贴、支持家庭照顾的税收减免），时间（产假与陪产假、有薪或无薪的亲子假、缩短工作时间、弹性工作）和服务（居家帮助、社区托育、公立托育机构、课后照顾），并指出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对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平衡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私人领域依然维持传统性别分工、公共领域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的情况下，如果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而不重视提供服务，政策的效果会更倾向于让女性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其背后的含义是更强调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作用，是一种“再家庭化”（“让女性回家”）导向；反之，如果主要使用公共服务手段，女性则更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是一种“去家庭化”导向。

　　如果经济手段强大到能够购买市场服务，则可以给女性双向选择；对于时间类政策工具，短期的假期和弹性工作可以支持女性照顾孩子，长远目的是让女性更好地留在劳动力市场，但是过长的假期也会让女性因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而不利于再就业。

　　同时，该研究还指出，政策设计的细节也十分关键，如德国和英国尽管有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于托育服务，但是由于公共机构托育时间较短，因此对女性全职就业支持非常有限[8]。

　　关于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上述经济、时间和服务三大类政策都可以降低育儿成本，因此具有鼓励生育的功能。然而，从各国的具体实践和生育率变化趋势的分野来看，不同力度、不同导向、不同政策工具组合的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提振具有不同的效果。

　　吴帆（2016）利用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的数据库比较了欧洲17个国家的家庭政策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当家庭政策着眼于解决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时，政策力度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因为这种家庭政策不仅降低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同时也鼓励丈夫积极承担照料子女和家务的责任[9]。

　　丹麦、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给父亲设置专门的育儿假、为生育的女性保留职位、育儿补贴与母亲的薪酬相关等家庭政策的支持，切实保障了女性不会因为生育而离开职场，同时鼓励男性参与育儿，促进两性平等，使得生育率降到1.5~1.6左右之后能够停止下降的势头，并且回升至接近更替水平。

　　反观在德国，其育儿津贴和相对较长的育儿假在制度安排上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传统家庭角色和现代职业角色的冲突，导致了德国的许多职业女性不得不推迟生育或者放弃生育。

　　同时，即使采取类似的家庭政策，在不同的主流性别文化、职场文化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口转变历程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新加坡于1987年、日本于1989年、韩国于1996年，先后开始了相对长期、综合的家庭友好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迄今仍然缺乏成效，这些国家正面临着全球最低的生育率。

　　由于在社会上、职场中，尤其是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方面与北欧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即使采取了诸多政策干预，仍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女性群体则产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进入家庭的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愿意放弃事业的女性则不得不推迟生育甚至选择不婚。

　　一般认为女性就业与生育子女有一定冲突，所以女性就业率越高生育率越低。但是蒙克（2017）对22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1960-2010年）分析显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总和生育率之间是“反J型”关系，即短暂的负相关后转变为正相关，在1985~2010年间，OECD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总和生育率往往也越高。

　　针对我国的研究也发现，无论是省级数据还是个体数据，均显示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0]。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的家庭政策应该以促进女性劳动参与作为主要手段。

　　女性在公私领域地位的提高可以互为促进，良性循环，既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帮助维持一定水平的生育率。否则，宽松化的生育政策给女性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婚育阻力。

　　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的完善为中国发展更好的家庭政策体系提供了一个重要时机，其意义不仅在于鼓励生育三孩，更在于普遍提高生育意愿和为家庭提供系统性的支持。

　　然而，家庭政策支持体系是一个复杂且辩证的议题，面对具体政策或政策组合，不仅要考虑它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还要分析它对性别平等、社会分层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间接影响。

　　发展普惠的、高质量的公共托育服务，应成为包容性生育支持政策的核心内容。不仅能让婴幼儿获得专业的照护，也是缓解职业女性所承受的家庭和工作双重负担、提振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

　　当前，由于缺少能够接受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机构，家庭照料依旧是婴幼儿照料的主要形式，直系隔代照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家中祖辈无力照料孩子、代际之间存在照料观念差异、保姆带孩子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仍困扰着不少家庭。

　　随着家庭小型化、居住分离等因素，祖辈对孙辈的家庭照料参与度也在不断弱化。针对此，应该将3岁以下儿童托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各级政府把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作为重要职责，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同时，规范托育服务；优先支持现有公立和民办幼儿园多办托班，通过各项优惠措施鼓励社会各方开办托幼机构；鼓励托育机构在服务时间安排上与家长的工作时间协调配合；加强专业化托育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设立合理的职业发展阶梯和福利保障体系，减少托育从业人员的流失。

　　现有促进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效果存疑，如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虽已被禁止，但隐性的歧视仍普遍存在。如果包容性生育支持政策只关注妇女权益保障，可能会导致雇主预判雇用女性成本的增加，进而加重性别歧视。

　　因此，生育福利更多由国家而不是用人单位承担，对积极雇用女职工的企业予以减税等激励措施，将会帮助减少女性就业歧视。同时，加快探讨建立用人单位家庭友好的制度性支持体系，如开展针对孕期与哺乳期女性的弹性工作制与灵活就业选择，开展针对育龄女性重返职场的再就业培训等，以减少母职惩罚。

　　参考北欧国家的政策，延长男性陪产假、护理假、设定性别配额的育儿假政策，鼓励男性参与到育儿中来。缺乏性别配额的育儿假，父亲可能会缺乏申请动力，继而对女性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也要注意避免育儿假形同虚设。如“雇主责任制”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企业缺乏自主探索设立“育儿假”的动力；当前由员工主动申请育儿假的制度，把压力转嫁到员工身上，新手父母，出于担心被认为“不称职”，不一定会申请，因此制度设计时应考虑自动赋予员工育儿假而非依赖个人申请，如推动男性带薪生育假的法律化，以保障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父亲更多参与育儿的权益。

　　首先，破除生育是女性专责的观念，强调生育是家庭和社会多个主体的共同责任。反思在“科学”育儿话语、竞争性话语和消费主义话语下，过分强调“母亲亲自陪伴”以及“经纪人式[11]”的母职实践带来的普遍的母职焦虑，代之以在家庭内部男女平等的分工，在社会中可信赖的、亲密友善的抚育关系。

　　再者，在父权制的文化规训下，尤其是在“母职是天性”的生物决定论观念下，使得女性置身于“承认自己母亲角色的失败，就相当于承认作为一个人的失败”的霸权式语境中。

　　我们要破除这种“生育是女性第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价值”的观念，避免因宽松化的生育政策而强迫女性的非意愿生育。

　　破除父权制文化下母职神话叙事的绑架，需要认识到，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强调隐忍、奉献的母亲形象，背后的假设是母亲的成就感与认同感，来源于她对家庭的牺牲和奉献，而不是来自于她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个体。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类叙事，除了是对母亲角色的肯定外，也构成了对女性的制度性压制，制约着女性的自我实现。

　　我们需要广泛的社会讨论，引导公众反思家庭和职场中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关于何为男性、女性、父亲、母亲，以及合格的劳动者的重新理解，可以破除传统性别观念的桎梏，让文化理念跟上时代的脚步，持续、有效地推进性别规范的现代化。

　　[4] 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包括水平隔离，即男性和女性群体被集中于不同的职业或部门，和垂直隔离，即男性被聚集在地位高、职位高的职业和岗位，而女性从事地位低、职位低的工作。

　　[6] 由智联招聘联合宝宝树（母婴育儿网站）共同发布，数据来源于其回收的65956份调研问卷。

　　[8] 房莉杰,陈慧玲.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J].人口学刊,2021,43(02):86-97.

　　[10]蒙克. 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J].社会学研究, 2017, 032(005):218-241.

　　[11] 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02):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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