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妇女、珠三角“小姐”、农村单身汉……最潮的性别研究著作都在讲啥？

晚清妇女、珠三角“小姐”、农村单身汉……最潮的性别研究著作都在讲啥？本站　　，《“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村落里的单身汉》　　“王金玲性别研究奖励基金”由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性别研究领域的领路人王金玲女士提议并发起，通过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设立“王金玲性别研究优秀著作奖”，鼓励资助科研优秀者，推动繁荣性别领域研究与学术发展，促进社会科学事业进步乃至推进社会性别平等

　　，《“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村落里的单身汉》

　　“王金玲性别研究奖励基金”由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性别研究领域的领路人王金玲女士提议并发起，通过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设立“王金玲性别研究优秀著作奖”，鼓励资助科研优秀者，推动繁荣性别领域研究与学术发展，促进社会科学事业进步乃至推进社会性别平等。

　　在经过初审筛选、复审评议与终审合议后，由终评委员会推选六种优秀著作荣获第二届“王金玲性别研究优秀著作奖”，其中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带着读者回到历史本身，追寻西方文明论的性别标准进入中国的途径、方式、转化、效应以及妇女的主体性。秉持对文明等级论的警惕，有洞见地认识到西方文明论提供的现代方案深刻改变了中国女性安“身”立“命”的场所和意义，对理解中国“女性”和“女权”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别标准作为文明论的内在组成部分，不仅是文明论在中国传播的催化剂，也是近代中国“女权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的缘起。

　　在传统中国的场域下，从社会经济史视角去研究妇女，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在古代男性士大夫的喧哗声中，女性声音常被掩盖，甚至处于失声状态。明之前的广东是个特例，那里流行的是“妇人强男子弱”的社会性别结构。不过，明中叶以后，广东妇女形象在文献中的表达变为“贞孝节烈”。如何解释这一矛盾，该书结合广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贸易国际化、文化传统的士大夫化等背景，从妇女的生存状态、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等角度，揭示了广东乡村妇女在社会变迁中，既被动又主动地吸收并创造新的文化传统的过程。

　　本书以珠三角地区性产业女性为切入点，通过探讨她们自我身份认同、自我实践和生活技巧来理解其和自主性。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其一，将“小姐”置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时代进程之中，将身份认知视为一种不固定的、模糊的状态，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实践最终被转化为自我实现。另外，能关注到主体性中较为隐秘的、无意识的一面，从解读“”的角度，描绘出这群处于弱势的女性如何参与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作出微小反抗，展现女性的日常行为逻辑。其三，日常生活研究难在琐碎，作者敏锐捕捉到自我实践的细部，将主体性的抽象概念具体化，嵌入于背后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讨论，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生活在底层对一个男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村落里的单身汉》通过丰富的田野故事和访谈资料邀请读者进入乡村单身汉的世界，体会他们的婚配困境、（不一定成功的）“成家”策略以及因无法成家而遭受更多“污名”与社会排斥；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性别规范如何交织在阶级、城乡与人口流动的社会结构中形塑了个体命运。该书将一个村落的单身汉的故事嵌入于中国性别比例失调造成“三千万光棍”的热点社会议题中，通过细致而富有温度的讲述、全面而不失洞见的分析，给予该议题严谨而深入的探讨，是一部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作品。

　　妇女工作研究，经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多学科参与、西方妇女理论介入后，进入到精专的学术研究进程，本书正是这一进程发展的成果。本书的创新之处有如下几点，第一，厘清了妇女工作对象、妇女工作部门等若干相关概念；第二，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更丰富，特别是妇联等档案馆藏的相关资料、作者的口述采访、座谈笔记等；第三，展现了这一时期妇女工作的历史形貌；第四，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妇委历史沿革、妇联组织史等若干问题的研究空白。

　　黄巍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一书采用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时期“被化的女性”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本书为研究“”时期女性的生活与形象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填补了相应的研究空白，为考察中国女性史、中国女性形象等提供了重要线索，是对妇女研究的一个推动；同时这些女性的形象作为“”的隐喻和象征，塑造了一个民族在特殊时代的群体雕像，从而为“”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等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