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女性参与及性别价值观辨析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女性参与及性别价值观辨析本站　　“2015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来自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妇联组织代表就“性别平等20年回顾与展望”“互联网时代的妇女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家庭与妇女发展”“妇女的参与”“性别平等与价值观念”“社会性别与老龄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2015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来自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妇联组织代表就“性别平等20年回顾与展望”“互联网时代的妇女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家庭与妇女发展”“妇女的参与”“性别平等与价值观念”“社会性别与老龄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12月5日～6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15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妇联组织代表就“性别平等20年回顾与展望”“互联网时代的妇女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家庭与妇女发展”“妇女的参与”“性别平等与价值观念”“社会性别与老龄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基于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10）、北京成都流动妇女调查（2005）以及现有研究成果，分析了不同时期人口流动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她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流动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更多农村女性加入流动者行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与机会，对提高妇女地位和妇女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比如，2010年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流动妇女从事有收入的工作，30岁以下年龄组的该比例高达90%，而且返乡妇女从事非农生产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农村妇女。同时，人口流动对妇女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比如，就社会保障而言，流动妇女社会养老保障享受比例约30%，与其他农村妇女相似，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该研究同时发现，21世纪，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村妇女加入到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中，“80后”的新一代流动妇女显示出与年长的流动妇女显著不同的特点：受教育水平更高，能动性和竞争力更强，追求更为平等的资源和机会的意识更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要武基于自己的研究，解释城镇有配偶女性市场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工资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使她们更多进入家庭，导致市场参与率下降。吴要武认为，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变化受到教育年限延长和退休年龄选择的影响，但主要决定于代理人在“市场-家庭”选择上的此消彼长。女性市场参与率下降是环境变化和家庭内偏好调整的结果，吴要武推测，它不会无限期地下降，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女性，市场参与程度一直在提升，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此外，有配偶女性在“市场-家庭”中重新配置劳动时间，是建立在家庭决策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不能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就认为女性的就业地位恶化，也不能轻易得出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结论。

　　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参与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具体指标变化更大？市场化对经济参与度变化产生何种影响？如何才能缩小经济领域性别差距？基于这些问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慧代表她所在的团队发言。她们的研究发现，妇女的经济参与度以2000年为拐点呈现倒U型变化，20年性别差距缩小了0.9个百分点，进程较为缓慢。这其中既有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的影响，也有政府“有形的手”发挥着一定作用。公共托幼服务的影响，带来女性照料增加。市场上就业歧视的影响，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该研究同时发现，20年来，男女收入、就业率绝对扩大，而男女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差距缩小；市场基于经济人假设，存在性别歧视，扩大了性别差距。为此建议：发挥教育作用 ，让女性上得起学，通过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方式，积极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强化政府责任，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女性职业发展；发展公共托幼服务，为子女照料提供社会支持，给用人单位提供补贴；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消除性别歧视。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贾云竹将研究聚焦于40岁及以下的已婚人口，即处于抚育未成年子女为家庭核心任务阶段的人口，探究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影响，实证检验家庭结构对城镇不同性别的已婚年轻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与父母同住，会抑制女性的劳动参与，多代同堂并不会有助于提升年轻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此，贾云竹认为可能的解释是：选择小家庭的女性，其对经济独立、自由的需求可能更高，更可能自力更生。生活在大家庭中，可以分享到更多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年轻女性经济独立的需求。该研究还发现，承担小孩子主要照料责任会显著抑制其劳动参与，且女性更为显著。对幼年子女的照料是抑制年轻人劳动参与的主要原因，要想释放大量的优质年轻劳动力，国家应该加大对优质托幼院所和机构的建设 。

　　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对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男性表示认同的比例为40.7%，女性认同比例则更高，为48.0%。与 2000 年相比，男女两性认同这一观念的比例分别回升了10.5 和 10.7个百分点。统计数据上的变化引发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人们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上升意味着什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吴利娟以多元性别身份建构下的社会性别规范为视角，对“干得好”与“嫁得好”话语分析后发现，人们对“嫁得好”的意义诠释确实变得更加多元，不能武断地将对“嫁得好”的追求视为一种传统观念。吴利娟提到，虽然对“嫁得好”的重新诠释可能具有多元价值观的特性，但将“干得好”与“嫁得好”并置并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时，它对“干得好”与“嫁得好”的多重意义进行了重新选择和排列，一方面消解了工作对女性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彰显了婚姻家庭对于女性个人价值的重要性。这种性别话语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似乎为女性提供了多元身份建构的可能，但它所产生的社会性别规范仍将婚姻家庭视为女性的最大价值归属，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李洁认为，高校学生群体看似愈加平等的价值观背后，还隐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性对这一未来精英群体的价值渗透，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男、女性别观念的差异。其表现为：高校男生的价值观念仍然更多地建立在竞争性的关系模式之上，他们更多地认同个人主义、效率和竞争性的发展分工模式。高校女生的价值观念则更多挣扎在传统的家庭共同体纽带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的逻辑之间。二者之间持续而又紧张的压力让高学历女性陷入更大的主体撕裂和行为困境之中。高校女生群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观念的种种挣扎与困惑，并不是她们个人生活和情感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在当下和未来所面临的来自性别角色、家庭分工、公私领域以及国家政策等多重矛盾的反映和凸显。对这些矛盾的化解也绝非个人努力和所谓的心态调整就能够克服，而是需要更大范围内社会文化的反思与国家政策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