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张莉：在公共灾难时性别不平等现象更加突显

专访丨张莉：在公共灾难时性别不平等现象更加突显本站　　疫情期间#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等微博话题引发大众关注，特殊环境下女性劳动者因两性差异而身处的困境不容忽视

　　疫情期间#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等微博话题引发大众关注，特殊环境下女性劳动者因两性差异而身处的困境不容忽视。新京报采访了女性文学研究者张莉，和她讨论疫情期间女性劳动者的困境、女性医护卫生用品的需求被忽视、月经羞辱等问题。

　　疫情期间，女性占一线劳动者巨例，她们的付出应当被看见和尊重。特殊时期，性别差异带来的特殊需求不应当被忽视，否则平时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会在特殊时期进一步加剧：一线女性医护反馈“血和尿都混在一起了”，博主@梁钰stacey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一线医护的卫生用品进行筹款；上海市中小学生家长被班主任群发寒假作业，其中包括一首歌《妈妈要上战场》的MP3；济南市教育局建议延迟开学期间以女方为主向企业提出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申请，而《中国妇女报》评论指出“共同育儿的理念早已成为社会共识，而在全民抗疫的当下，共同分担看护孩子的责任更显得重要和紧迫”。

　　对于疫情中的女性劳动者因两性差异而面临的困境，新京报文化频道采访了女性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她曾出版博士论文《浮出地表之前：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性别观进行了调查。现在，她也在密切关注微博上#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等话题。我们的采访从近期每日甘肃网“女性医护剃头出征”的事件开始，共同讨论了疫情期间媒体强化和征用女性身体进行宣传、女性医护卫生用品的需求被忽视、全球广泛存在的月经羞辱等问题，并为读者推荐了几本可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女性生活情况的著作。

　　张莉：我理解不了全部队员集体剃头，我相信有人可能是主动愿意的，但在视频中我也看到了一些女孩子的眼泪和不情愿。而这种不情愿，并没有得到尊重，拍摄者反而将泪水当作新闻点，其实无视她们的内心感受。无论是从人道主义来说，还是从新闻伦理来讲，都是一种不尊重。

　　我特意找了视频来看，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有女队员全部都剃成了光头。但是，这并不是工作要求，并不是所有女医生女都必须光头，事实上男医生们也是日常的发型。那么，把年轻女性剃头的影像做成视频传播出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实在让人不能理解。

　　在中国历史上，头发是深有意味的存在：如何处理头发，代表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一个人对自我身体的处置权。前几天，我也看到有女主动要求剃成光头，这没什么问题；要怎么做，是她的个人选择。

　　张莉：看了很多这样的报道，比如怀孕九个月还在病房工作，再比如有些女性刚刚结束哺乳期等。这些报道都在有意强化和征用女性身体，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某种强化，来强调是她们的牺牲和奉献，以此来做成新闻，获得点击量和热点效应。仔细想想，这种意在催泪的新闻是残忍的，它忽略了女性身体的真正疼痛。记者能不能把这些采访对象当作姐妹或家人，换位思考一下再做新闻呢？

　　而且，这样的新闻，是对社会公众理解力和共情能力的无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当我们得知一位临盆之际的女性被要求到最危险的病房去工作，我们怎么能安之若素，还大加歌颂？据我了解，身边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男性同行，都对这样的新闻表示了愤怒和不安。

　　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在地铁里，我们也要给怀孕女性让座的，这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最基本的伦理关怀。在非常时期，怎么能让怀孕九月的女性去一线工作呢，即使是她个人意愿，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事情做成新闻，不能大加鼓励，更不应该全民消费，这有悖于常情。

　　在疫情的第一线，一位女性劳动者，她没有怀孕，没有流产，完全以健康之身躯投入工作，值得尊敬和歌颂吗？当然值得。新媒体时代，媒体人的报道在一个瞬间便会传遍全国各地，因此他的价值观、性别观，抑或他是否把人当作人，以及他如何理解一位女性劳动者的价值，尤其重要。

　　新京报：是否有关注博主@梁钰stacey在微博上发起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你如何评价她发起的为一线女性医护捐赠卫生用品的筹款？

　　张莉：很关注，要向梁钰和她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在我印象中，她至少发起过两个微博话题：一个叫#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一个叫#看见女性劳动者#。这两个话题，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是非常有意义的性别知识普及。我很赞同，也很支持，内心也要求自己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

　　“看见女性劳动者”这个话题，我在火神山医院开始建设时就注意到了。我理解的“看见”，是将一种我们平时“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比如，一方面，我们看到镜头里的许许多多女性医务工作者；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另一些女性劳动者，比如火神山工程现场，一些女性工人也在参与——她们很难被看见，但她们应该被看见。

　　二十天来，我看到这个话题慢慢生长，一点点被更多人关注，得到更广泛的认同。我自己的微博转发量最多的，也是这两个话题。而且，我在微博上看到，包括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报”这些微博，也都开始有意识推动此事，我们全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在慢慢趋于共识。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其实也是“看见女性劳动者”话题的另一种表达。筹款为她们捐赠卫生用品和安心裤，使生理期的女性疼痛获得缓解，这是一种切实的“看见”。所以，“看见女性劳动者”，并不只是看到姐妹们在一线的工作，也是深切认知她们的身体付出，和她们在一起，感同身受，这是特别珍贵的姐妹情谊。大家也慢慢认识到，不仅仅是女医务工作者，方舱医院里的女病患也是缺少这些卫生用品的。

　　“看见女性劳动者”，就是和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站在一起，体会她们的为难并尽可能伸出手去。

　　张莉：很惊讶。我在想，那些一遍一遍对梁钰说“不需要”的男性领导，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呢？起码应该是成年人吧？应该也有妻子，或者女朋友吧？如果他有伴侣，还要这么忽视，那只能说明他对伴侣不够关心，没有共情能力。一般而言，稍微有些生理常识或者生活常识的成年男人都会知道，这是女性的日常用品，并非特殊用品。

　　新京报：女孩从小就会被教育用特殊词汇代替月经，买卫生巾要用黑袋子装。想要摆脱“月经污名化”，作为女性应该怎么做？作为男性又应该怎么做？

　　张莉：这种认知，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全世界都有。这种社会现象存在这么多年了，如果要改变它，也会需要很多年，因为这是很顽固的观念。那作为女性怎么做呢？就是要坦然面对，没有什么羞耻的，没有什么可遮掩和不好意思的。月经，是女人身份的一部分，是生理特征；就像男人也有他的生理特征一样。要尊重彼此身体。

　　性别，只有差异，没有高下。真正的平等，就是要善待对方的不同，尊重彼此的差异。在大前天，我看到一些省为驰援武汉医疗队的女队员准备了卫生用品，方舱医院也在着手为女性患者准备卫生用品了，这些决策和准备工作中有女性参与，也一定有男性的支持——它得益于大家对“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这一话题的认同。

　　新京报：上海市教委发布歌曲《妈妈要上战场》、山东省教育厅建议双职工家庭在延迟开学期间以女性为主在家看孩子，这两个举措都引起了争议。为什么女性既会被宣传要到工作岗位上奉献，又要被号召承担家庭责任？

　　张莉：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在强调女性的奉献精神。当然，也很客观地说明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付出。但是，男人也应该这样：既要在工作岗位上奉献，也要承担父亲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男性在这样做，可为什么不写成歌曲，不发文件要求男性在家看孩子呢？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公认的男性形象，这是性别观念老化的问题。所以，讨论才尤其必要，至少会让一些人想想，为什么有人，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认知问题，为什么不去试着改变呢？

　　张莉：潘毅教授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我非常欣赏。她关注的是当下的女性打工者群体，一个我们平时不可见的女性阶层。它会让我们认识到，性别问题不仅仅是两性关系，还包括阶层关系、贫富关系等，这本书会提醒我们很多东西。

　　当代文学作品里，铁凝的《玫瑰门》书写了三代女性的艰难成长历程，深具性别意识，要特别推荐。王安忆的《逃之夭夭》，我也很喜欢。迟子建有一系列中篇都很好，比如《晚安玫瑰》；她有一部长篇《白雪乌鸦》，写的是一百年前哈尔滨的大瘟疫，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叫《如此温暖，如此寒凉》的书评，在小说里，有一位在大瘟疫流行时期给大家送糖果的女人，她温暖着那些恐惧的人们。

　　这二十多天来，武汉是最牵动我们情感的城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为疫情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怎么样让自己安静下来呢？前天我重读了《白雪乌鸦》，再次体验到一种彻骨的寒冷和切肤的痛感。我想说的是，今天读和几年前读很不一样，会落泪。

　　张莉：从硕士到博士，我的导师们一直很支持我。虽然他们不是女性研究者，但他们充分认可这一研究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博士毕业求职，一家用人单位说，他们暂时不需要女性文学研究者，我就马上离开了。但我不觉得这是歧视，毕竟工作是双向选择。

　　坦率说，做研究不能看别人的脸色。外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全神贯注，把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近几年，我越发觉得在“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研究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我发起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也呼吁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这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同行的支持。整体而言，我们社会在发生改变，但前提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做些改变。

　　张莉：我想谈谈对“女性解放”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中国女性的地位，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证。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很多家暴存在，这是现实，需要去呼吁、去发声。

　　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代人努力奋斗得来的。一百多年来，我们从不缠足、剪发、兴女学，再到共和国成立，再慢慢走到今天，这都是一代代先驱争取得来的。在这其中，有女性自身的努力，更有男性知识分子的参与。

　　最近几年，在新媒体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女性对性别身份有了充分的自觉，有认识力，也有行动力，这是一种进步。多年以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看见女性劳动者”卓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