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难”背后 中国百姓看病靠“医缘”时代何时终结？

　　摘要： 一位青年病人家属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怒骂“号贩子”的视频，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公平的渴望，对战胜疾病的渴望，对家人健康的忧虑，短短的一段视频，激起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焦虑。

　　一位青年病人家属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怒骂“号贩子”的视频，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公平的渴望，对战胜疾病的渴望，对家人健康的忧虑，短短的一段视频，激起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焦虑。寄托无数病人家庭求生欲望的大医院由来已久的“看病难”问题，此时成为了众多种焦虑的汇聚点。

　　北京市一年7000万人次的外地病人就诊量，代表着整个国家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刚性缺口意味着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和排他性，总会有人先到先得，总会有人得不到。人都觉得自己和自己亲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病情如何?几时能得到医治?治疗效果如何?

　　在异乡医院的等待，一切都是未知数。几天下来，焦虑心情可以战胜礼法道德，战胜同病相怜的含情脉脉，这就是肆虐在医院的“号贩子”生存的土壤。

　　医患信息不对称，导致盲目就医

　　然而，人们到了北京，是否就得到期盼已久的优质医疗呢?并没有。北京一年7000万人次的外地就诊病人，超出了北京西客站的年旅客发送量，还不算陪同家属。现实中，没有出现一座西客站都运不完的病号，这是由于许多进京就医人员，到了北京也不知道该去哪家医院、找哪位医生，于是盲目的辗转多家医院;因为流程问题，在一家医院要看多次门诊，才能完善相应的检查，一个病人就创造了多次就诊记录。盲目就诊的普遍，略见一斑。

　　现代医学错综复杂，各地的顶级医院、顶级学科，基本上都根据当地的疾病谱系和自身学科建设，拥有自己的侧重。不是所有的顶级医院和名医，都能包打天下。但是各家顶级医院的专长，距离稍远地区的医生都不一定清楚，病人就诊的时候怎么能不盲目?

　　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医学界的顶点。但是，中国顶级的眼科，在距离协和医院不远的同仁医院。协和医院的神经外科虽然是中国垂体瘤治疗的权威，总体实力却不如同城的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拥有国内一流的普外科。但是根据北大医学部各附属医院的业务分工安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不收治肿瘤病人。

　　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京城之外为数不多的顶级医疗机构，但是很多外地病人恐怕不清楚，这两家医院不开设妇产科和儿科。

　　试想，当病人费尽周章来到企盼已久名医面前，却被告诉爱莫能助，等待他的将是另一次心焦的等待，病人此时会是什么心情?现行的就诊预约体系，根据先来后到排位，可以部分解决“挂号难”，但是不针对“就医难”。 就诊预约降低了患者远距离就诊的门槛。但是择医时远离医疗现场，仅依赖“名气”这一主观感受选择医生，加剧了普通民众的信息劣势，推动了盲目就医。

　　无序化就医，中国百姓看病靠“医缘”

　　普通病人在就诊过程中，也有着择医的困惑。我国没有完善的全科医学体系，因此民众缺乏基层首诊的习惯，有病就直奔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持哪科的号，很多人都会面临茫然。在人满为患的大医院，向导医员、挂号员、分诊护士等工作人员询问，这些没有医生那样完整医学知识体系的工作人员，只能凭借经验，根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用几秒钟的时间做出判断，判断未必准确。

　　当前，多种预约诊疗平台虽然可以提供预约服务。但是预约能否对症，预约者通过自己对病因的估摸确定预约哪个医生，是否能够遇到最适合的医生，只能看“医缘”了……

　　在发达国家由专业人士进行的转诊安排，在中国由普通民众无序进行。

　　所以，费尽周章排上了名医的门诊，却被告知找错了人;费尽章排上了名医的门诊，名医却只能做一些普通医生也能做的开具检查单、完善相关检查的工作，然后约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下次拿着检查结果再见;约上了名医，却被告知接下来的住院、手术要等很久，病人的病情虽然严重，但是回到当地也能治疗，不想等就回去治疗吧——以上场景，成为了我国很多人熟悉的就医常态。

　　基层医疗，艰难的信任建立

　　化解引起盲目就医的“看病难”，需要分级诊疗体系的重建和基层全科医学体系的新建。但是，这一努力困难重重。

　　首先，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建立于近70年前，照搬到当时苏联的模式，侧重解决医学人才“从无到有”的问题。旧的医学教育体系，医学院校学生在读期间的实习，不是独立行医。

　　当他们走出校门之后，还缺少成为一名专业医务人员的经验与能力，需要先进入医院，再由执业医师指导，经年的部分行使医师的职责，逐步获得行医资格。这样的培训体系下，医院的水平决定了医生的水平，造成不同医院之间的水准差距。同时，医生的临床技能过早的约束在了一个专业。我国医生从培养模式上，缺乏成为全科医生的可能性。

　　现在，我国正在逐步推行西方发达国家的医师培训体系。医学生先在高水平医院全面掌握各专业的临床技能，走向社会成为一名全科医生，或继续深造，把某一固定专科作为自身的发展方向。但是，人才的培养和资源的配置，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同时，医学的复杂性注定了全科医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都考验了病人对基层医疗的信心。

　　(注：医学的复杂性，从医学专业高等教育统编教材《诊断学》的“腰背痛”章节可以窥见一斑)

　　一个腰背痛，仅是罗列可能的病名，就在《诊断学》教材上占了三页……而高致死率的急性冠脉综合会征导致背部放射性疼痛，这个病却在心血管疾病的章节。

　　在医学高度发达的美国，医生误诊、漏诊率超过50%的骨髓瘤，会因为骨损失导致背痛。这个知识在我国《诊断学》腰背痛章节没有体现，医生不会因为首发症状腰背痛就想到骨髓瘤，要凭借高钙血症、肝肾功损伤等引起其他相关症状(如高钙血症造成的头晕)和肝肾功、血钙、免疫八项等临床检验等等进行排除，最后才想到骨穿进行骨髓检查。

　　在美国，由于医疗资源分配碎片化，家庭医生需要将检查结果等寄至专业机构等候回复，一半的骨髓瘤病人确诊用了三个月，然后人均还有半年好活(及时确诊的中位生存期是2年)。

　　医学发达的美国，全科医学仍然不能尽善尽美，中国的全科医学事业面临的困难更大。分级诊疗制度的重建，阻力重重。

　　救济基层医疗缺位的探讨

　　在基层医疗努力成长的同时，社会各界努力寻找尽快补足基层医疗缺位的方案。

　　为了不让大医生把时间浪费在为初诊病人鉴别、分诊、完善检查上，川大华西医院不得不把基层全科医生→专家的就诊流程在院内复制。医院引导初诊病人先找小医生问诊、完善相关检查，帮助病人提高就医效率，不必因为检查不完善，造成在大医生那里重复排队。

　　但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不是一家医院通过加强管理就能实现的。互联网医疗的第三方力量，通过互联网技术对医疗资源进行连接整合，或会更加高效可行。

　　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介绍了乌镇互联网医院。这家互联网医院背后，是第三方的互联网医疗平台。

　　该平台掌握了广域空间内的庞大医疗资源，有精准完善的医生擅长病种库作为数据支持，通过患者自主提交的病情描述和就医意向，由专业的分诊人员为患者科学匹配对症的医院和医生，实现包括对对症预约、在线复诊、远程会诊、健康指导及电子处方在内的医疗服务。

　　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对症去给患者匹配医院和医生，用户才能真正快速找到医生、看好病。而对于人满为患的大医院来说，可以减少错挂号、退号数量，提高医院的运转效率，大专家也能够更好的专注于疑难杂症的诊治和临床科研教学，把自己的擅长和时间用于服务更多的对症病人。

　　对于基层/年轻医生来讲，可以获得对症分流过来的首诊病人，盘活闲置的基层医疗资源。消除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症匹配，有利于缓解重点医院的“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

　　互联网医疗助力分级诊疗、科学就医“弯道超车”

　　目前，国家深化医改政策，提出了以“基层首诊”、“医疗分级”、“双向转诊”为内容的医疗资源分级诊疗组织方案。分级诊疗，需要一个强大的基层，需要“双下沉、两提升”。但是强化基层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考验着群众的信任。在一些试水地区，分级诊疗制度通过转诊与否决定医保报销比例，以此引导群众就医，做法较为生硬，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

　　在资源增量改善面临不短的时间周期的情况下，乌镇互联网医院的经验表明，引入互联网医疗技术，采取“对症预约”方式去匹配医生和患者，可帮助民众规避信息不对称，可以更加有效率的利用现有资源，助力分级诊疗目标的实现。通过互联网医疗创造的信息化优势，缩短赶超先进国家的时间，实现“弯道超车”的后发优势。

　　互联网医疗从普通预约发展为“对症匹配”，从简单的预约发展为引导民从科学就医，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势在必行。在家庭医生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通过远程医疗服务“对症匹配”，破解民众“挂号难、看病难”。

　　未来，第三方平台或可通过安排对口医生和医院，提供分时预约，提升就诊体验;通过远程会诊手段介入慢性病管理，及时调整慢性病治疗方案;通过电商体系支持的网络药店和配送渠道，实现并让“互联网医院”方便千家万户。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对于广大民众和医疗界、互联网界、电商界，必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