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之辩：从技术问题迁移到法律高度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面对互联网传播的边界，我们往往并不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而是处于法律的最下限。

　　(原标题：快播之辩：互联网传播，让理性为自由立法)

　　本报记者 陶娅洁报道

　　距中国互联网第一案——快播案的庭审已过去几日，然而，由其引发的社会舆论却久未停息。

　　面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指控，控辩双方各执一词。快播CEO王欣在庭审中多次强调，快播是技术性公司，“技术无罪”;公诉方则认为快播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底线，是行为违法，与技术无关。

　　此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大媒体纷纷发声，网友、专家也亮出观点。众声喧哗，但该案具体最后如何判断，当庭并未宣判。尽管一切仍未尘埃落定，快播案都必将成为我国网络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案件。

　　自19世纪60年代末互联网发轫于美国，距今已过去40多个年头;自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距今也已20年有余。踩着web1.0，web2.0，web3.0甚至web4.0的步伐，互联网迅速成长。技术的变革拉近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距离，也带来了困惑与迷惘。在这张互联互通的网络上，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自由与技术

　　“我们不具备做内容的基因，做技术不可耻，坚持做技术的人很难得。”专注技术，而非内容，这是王欣对快播的定位。

　　的确，技术没有善恶。但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20世纪的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开拓了从媒介技术观察人类社会的视角。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媒介即信息。他认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即该时代传播工具的性质、其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可以说，媒介是社会发展和形态变化的决定因素。在口语时代，由于听力的物理限制，人们只能在近距离的部落中生活;文字则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远距离传输成为可能，部落解体，人与人之间疏远;电子媒介则重新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信息的实时传输让整个世界又重新部落化了。

　　麦克卢汉将媒介视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在某些程度上过于极端了，但这也阐发人们：“技术”二字并非没有感情色彩。

　　以快播采用的P2P模式为例，在互联网上并非鲜见。比如，红极一时的P2P金融，即个人对个人的小额借贷交易，就是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的沃土上发展起来的。借助P2P技术，理财、借贷都变得简单了，只需在互联网上点击几个键，输入些信息，就可以完成一笔看上去很美(预期年化收益率往往为10%甚至更高)的交易。然而，高收益总伴随高风险，P2P平台跑路事件频频发生。近日，“e租宝”非法吸储的事件就轰动了媒体，受损的投资者想拿回本金，都不知道该找谁，该去哪里找。

　　本质看，P2P平台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连通投融资双方的中介平台。然而实际操作中，技术却未给投资者保驾护航，P2P平台逾越法律红线的事例屡屡发生。

　　自由与法律

　　于是，技术问题便迁移、上升至法律高度。银监会曾明确表示了P2P理财不得触及的几条红线：不能提供担保;不能进行非法集资;明确平台的中介性质;不得建立资金池等。

　　可见，所谓自由，往往都是“相对自由”，而非“绝对自由”。自由还需受到法律限制。回溯往昔，关于自由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英国哲学家约翰·弥尔顿了。他在《论自由》一文中写道，“假定全体人类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人沉默并不能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历经数百年，言论自由终于成为一种权利为人类所拥有。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的涌现延伸了这种权利，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权利的“滥用”。

　　新媒体以其数字化、多媒体、实时传输吸引人们眼球，徜徉博客、微博、微信中，我们往往会产生置身虚拟世界的错觉。网络世界看似虚拟，实则真实。互联网和现实一样，有社会关系网、有资源交换买卖，因此也必然受法律约束。

　　从小处看，我们作为社会人，有社交需求，微信就成了社交场。从大处看，我们同时还有获知信息，阐发声音的需求，微博就成了舆论场。我们的生活似乎被无限延伸至“无界”，殊不知无界亦有界。任何传播逾越一定的边界，都会“质变”。

　　据统计，微信已成为网络谣言的重要“战场”。据微信安全团队透露，微信每天收到用户发起的谣言举报有3万次，日均谣言拦截量达到210万次。只不过拦截一般限于朋友圈里分享的半公开帖子，不是用户之间互发的即时信息。这两天“我和微信的故事”被刷屏的同时也造成了恐慌。有网友造谣称，点击该链接会导致支付宝被盗。谣言以几何级数扩散，几小时内数百万用户提现或解绑银行卡，给互联网金融圈造成不小震荡。

　　微博同样如此。微博自由是个人自由在网络上的延伸，微博自由的边界仍是法律。曾经的“大V”，比如秦火火、立二拆四等，因网络造谣受到了法律惩处。微博具有链式传播效应，一条转发，一个评论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的确，法律没有禁止的言论，微博上可以表达。但正如某专栏作家所写，微博自由的最大化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权力的最小化，权力的最小化就在于执行规则。法治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边界既是普通网民的边界，也是微博意见领袖的边界，法治之内无特权。

　　针对微信传播，网信办于2014年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即“微信十条”，以十条约法促进微信持续、健康发展。

　　纵观全世界范围，诸如网络表达不能危害国家安全、网络表达不能干扰社会秩序、网络表达不能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原则，也已被多个国家写进法律。比如美国的网络表达虽以自律为主，但淫秽与色情表达是被看做低价值言论而受到限制的。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卢梭如是说道。面对互联网传播的边界，我们往往并不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而是处于法律的最下限。

　　自由与责任

　　大众传媒作为提供信息，知识与娱乐的载体，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而以新兴技术主导，以自媒体、微博、微信崛起为标志的新媒体时代，则构成了对传统大众传媒权威的消解。BAT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疑以搜索、电商、社交连接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切。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传媒公信力的构建非一朝一夕，毁于一旦却轻而易举。技术的发展理应带来观念的革新，在大众传媒发展史上，传媒制度的几经变迁就是例证。

　　在封建社会，极权主义规范理论占上风。强调媒介必须一切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一切为统治者服务。到了17至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媒介规范论。该理论强调观点的自由市场，真理和谬误的传播同样要得到保证，同时也推行传媒的自律。然而，随着媒介垄断的矛盾激化，盈利动机促使媒介内容浅薄化，增强大众传媒社会感的呼声愈发强烈。在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一文中，强调了大众传媒对公众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大众传媒应具有公共性需要对公众负责;大众传播的内容应保持真实客观公正;大众传媒应进行自我约束;受众的干预被视为正当。

　　近日，针对网民指责病种类贴吧存在不法医疗广告横行等乱象，百度回应称，目前所有病种类贴吧已经全面停止商业合作，仅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对此新华社发时评指出，贴吧乱象，不仅损害了吧友的权益，也给企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百度的应对之策可谓亡羊补牢，不过要真正重塑用户信任基础，须进一步完善机制，从源头彻底屏蔽“作恶的生意”。更早时候，阿里巴巴也曾卷入假货风波，此后，阿里祭出重拳，治理淘宝乱象毫不含糊。

　　回到快播案，有专家指出，快播虽然是软件不是网站，但是它起到了网络传播媒介的作用。换句话说，也是大众传媒的一部分，既然是大众传媒，是否应该对播放的内容有监管义务呢?因此，不管案件结果如何，快播案都应该成为中国互联网技术、法治与道德发展反思的一个契机。

　　最后套用《新京报》当年的一句广告语：责任感不仅能使我们出类拔萃，责任感同样会给我们自由。所谓美好社会的密码，无外乎人人能为自由担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