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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淘宝村的观察:互联网或能拯救乡土社会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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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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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天下网商注】“互联网经济”,对城乡二元分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因子是否必然成为发展市场经济、采纳新技术的桎梏?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乡土社会”是不是必然“沦陷”和失去? 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博士刘立之认为互联网或能拯救乡土社会。

  文/刘立之 (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博士)

  

 

  这个新春,王磊光博士的一篇回乡笔记打动了许多人。农村更萧索,人情更寡淡,知识更无力,在城乡二元撕裂中似无可抑止。

  对笔记共鸣者众,批评者亦有之。批评者称,王博士“今不如昔”的感叹,是他美化了故乡的“过去”,而传统乡土社会的低流动性、高同质性、宗法传统的本质可能是一种贫穷和落后,不值得留恋。

  但即使批评者也认为,第一,在城市的虹吸下,农村会继续衰败下去,空巢下去,这是历史大势;第二,现在市场经济下,乡土社会的秩序“由一个在原先社会条件下保证人们合作生存的办法,变成了一个阻碍在更大社会内进行合作生存的问题”(朱苏力语),它无助于市场扩展,只能在市场力量下逐渐解体。

  这种“谁人故乡不沦陷”的结论,两年前,我也坚信不疑,更何况,从父母处得知的老家嬗变,也大致印证这种说法。但在过去一年,我走过了中国五省的部分村庄,我看到,至少在那些地方,农村以一种全然不同的、令人兴奋的形态在成长: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流了,实际收入增加了,乡民纠纷下降了,消费者福利上升了。更让我惊讶的是,被认为“保守”的农村人——过去文献认为,收入微薄让农民倾向于“风险最低化”而非“收益最大化”——纷纷成为创业者。而这种身份转变是井喷式的,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一年之后,全村就出现了成百上千位创业者,再不久,周边村也被带动了。这种基于“乡土”的创业,却是和最潮的“互联网”联系在一起的。

  我去过的村庄,是所谓的“淘宝村”。据阿里研究院的官方定义,如果一个自然村落10%以上的人口从事网络销售,年销售额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就可被称为“淘宝村”。2013年底,全国被发现的淘宝村才20个,到了2014年底就已经成了212个。即使在那些还未发展网商的村庄,农民网购亦发展迅猛。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最不会和“网络”发生关联的大爷、大妈,一旦开始网上购物,就会产生极强的用户粘性,消费者福利、幸福感都有所增强。

  在调研过程中,我常困惑:传统被认定为“风险规避者”的农民群体能很快接受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拥抱新的技术?他们如何跨越对“虚拟”经济的信任壁垒?都说淘宝越来越不好做,为何农村电商这几年依然在迅猛发展?相比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技术更精明的城市竞争者,农民网商的优势在哪里?

  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中心命题:“互联网经济”,对城乡二元分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淘宝村”

  王磊光博士的“近乡情怯”广为流传时,我恰第二次造访山东省博兴县的湾头村。湾头村是最早的20个淘宝村之一,这里的农民把当地传统手工艺——草柳编卖到网上。2006年8月,返乡大学生贾培晓开了第一家草柳编淘宝店,到了2014年,湾头村已开了1000多家网店,总销售额1.6个亿,旁边几个村也被带动,达到了“淘宝村”的标准。互联网使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得以绕开中间商,直接接触到海量消费者,实际收入大大增加;由于网络让终端价格透明化,即便不开网店的农民,面对当地中间商的收购,也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湾头村里的标语

  这个致富故事的意义,超越了简单的GDP增长。这是一种“普惠”、“富民”的增长,它不是靠重复建设拉动的虚高,也不太依赖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如环境污染、征地),因为人人皆可在家开网店。

  它也越来越体现出良性的社会效应。当地人告诉我,湾头村是“三无”村:无孤寡老人,无留守儿童,无夫妻因两地分居(外出打工)而离婚。在我走过的其他“淘宝村”,如江苏睢宁县的东风村、广东揭阳的军埔村,也都出现了对城市“虹吸效应”的逆动,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流了。

  

 

  湾头村墙上的广告

  在不同地方的淘宝村,我还听过大同小异的“一指禅”故事——背后是“人的现代化”。比如,在湾头村偶遇的张洪文老大爷。我去时,正值春节前夕,快递停运,老大爷趁闲在街上卖鱼。他说,自己开始不会用淘宝,儿子教了他后,他就自己也开了个网店。一开始,用客服很慢,他就贴了个汉语拼音表在墙上天天练;打字也不熟练,被人称为“一指禅”。在我未曾去过的山东另一个“淘宝镇”——曹县大集乡,听闻有家庭婆媳关系因从事电商而改善的现象——儿子、媳妇因做电商很忙,更为依赖婆婆照顾家小。

  不可否认的是,在别处有的人情变化,在淘宝村也有,但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呈现。电商发展起来之后,由于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开网店,家庭内部结构更稳固,但家庭间来往却少了。因为网络民主化了市场进入渠道,至少在电商发展初期,各家致富基本上各自为政,无需乡邻互助。但这种人际上的疏离并非源于恶意,而是因为各家开网店都很忙,无暇社交,故家长里短的纠纷也少了(可参见在阿里研究院《沙集模式》里呈现的数据)。

  可以说,我在淘宝村看到的,更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化,而非个人的原子化。这背后是更自由的市场准入、更多的经济机会,未必是一件坏事。

  “什么都能买到”的小超市

  湾头村所在的博兴县,也是阿里巴巴“千县万村”战略最早开始推行的县之一。这一战略自去年10月宣布,计划三至五年内投资百亿,建立一千个县级运营中心和十万个村级服务站,让农民也能网购,并以此为起点,在未来促进农村“卖出去”。

  

 

  农村电商服务站的大屏幕

  博兴县第一批设立了十五个“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今年1月27日开始提供代购,而我在2月初去了其中两个:安柴村服务站和傅桥村服务站。让农民拥抱电商的最大难点,是技术壁垒和信任壁垒。如何让农村大爷、大妈也能使用淘宝,信任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交易过程?

  农村已有的小卖部、超市,加上乡土信用,成为网购推力。阿里巴巴做的,是在已有的农村小卖部中,选择部分作为村级服务站,每一个服务站辐射几个、十几个村。在一个村子里,阿里投资一万多元,装电脑和大屏幕,对被选为服务站的小卖部老板进行培训,并以返点作为激励。村民想买东西,只要到服务站,老板就会帮忙代购,并送到农民家里。为消除农民的疑虑,下订单时,由服务站先垫资,农民只有商品到手,才需要付钱,不喜欢还可以退。除了制度设计,乡土信用也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由于农村小卖部的老板也是村里人,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感,让农民更容易跨越对虚拟经济的信任壁垒。

  比如,傅桥村“淘宝”服务站,原本是个家庭超市。儿子傅雷负责代购,傅怀洪老大爷负责说服村民:“我就告诉他们,别看我这个超市小,要什么都能买到。”他说,第一天代购就做了620单,还有来买电视、冰箱的;来的大多数是年纪大不会网购的老头、老太太。这个人群有闲,也有一定余钱,网上品类多、也有价格优势,还送到家,所以一旦尝到网购甜头,往往会再来。有个当地70多岁的老太太,第一次在网上买了9.9元包邮的葡萄干之后,赶紧又买了四包。

  

 

  第一次在网上买葡萄干的老太太

  为什么电商能在农村发展?

  网商、网购为什么能在农村地区快速扩散?宏观上,这得益于基础设施、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的一种偶然适配。电商萌芽所需的基础设施,不需要“良好”,只需要“及格”;中国早年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后续的电商发展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很多农村地区早在电商发展之前,就已实现了“村村通”,通路,通电话。只要有电话,就能拨号上网;只要有路,摩托车也能送货。尤其是现在,价格低廉的智能手机普及,手机网购、开店的便利,更降低了农村拥抱电商的门槛。

  中国发展到今天,即使在农村,也有相当一部分未释放的消费力,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农村线下商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更给网购释放这部分消费力提供了最好的机会。麦肯锡的一个报告就指出,三四线城市的网民总数少于一二线城市,但网民的网购依赖度却高于一二线城市——因为线下的购物选择更少。

  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农民群体跨越了最初的技术、信任壁垒,就可能会成为网购最忠实的用户。他们买的东西也往往出人意料,比如,在肥城,一位卖桃木剑的农民告诉我,他上周刚在网上买了电梯;又比如,网上的电赶猪棍在遂昌农民中销量很好。

  回到文首的问题,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因子是否必然成为发展市场经济、采纳新技术的桎梏?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乡土社会”是不是必然“沦陷”和失去?

  在我所见的农村,既有的社会结构、乡土信用反而为新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动力,“落后”反而成了农村电商突围的优势。

  为何农村网店数量往往呈现井喷?恰由于王博士以及其他讨论者提到的农村的弊端:攀比,以及熟人网络里无所遁形的秘密。乡土社会由于地理的限制,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费孝通《乡土中国》),也因此,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信息在这样的熟人网络里传播很快,所以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做电商,很难藏富,经商经验也很难保密,乡里乡亲一串门就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农民网商也往往不藏富,一赚了钱就买车、买房。农村这个低流动性的空间强化了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使新的经济形式更容易扩散。河北白沟镇的农民网商带头人黄建桥就和我开玩笑说,阿里巴巴要真想推进农村网商,就在一个地方培训一个人,通过流量倾斜扶持起一家店,致富之后鼓励他买车,还要买好车,然后就不用管了,自然一片呼啦啦都起来。

  此外,前面也提到,乡土信用、信任,对电商的发展也有助益,代购的超市老板就是本村人,更能说服不网购的人群也接受淘宝。又比如,在广东省卖男装的军埔村,农民网商从工厂、网供店提货,往往先赊账,实际卖了再给钱。

  相比城市,农村还有人力成本、仓储价格低的优势,甚至“土”也是优势。毕竟,这几年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让更多消费者开始寻找有机的、原生态的产品。

  偶然?昙花一现?

  淘宝村是不是一种偶然?淘宝村的出现,当然需要一些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那么难达到,最重要的是,要有特色产品或线下专业市场,还要有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带头人。的确,现在200多个淘宝村,大多集中在沿海省份,但发展起电商的县、村,往往未必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比如,湾头村所在的博兴县,在山东所有的县、区中,GDP就处于中流。现在内陆省份(如湖北、四川)已开始有了淘宝村,西部如新疆、甘肃、宁夏,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民网商,只是还未达到淘宝村的量级。

  农村电商会不会是昙花一现?农村网购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粘性,那么农民网商呢?这需要时间检验,由于所售产品品类不同,淘宝村可能有不同结局。农村网商也确实存在不少局限,比如同质、恶性竞争,有品牌无品牌影响力,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设计、包装落后等。随着电商竞争的日趋激烈,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一些农村网商致富之后,离开了农村,到城市运营。但调研过程中,我也发现,很多农民网商只要能在农村致富,购买到和在城市一样的商品,并不愿离开乡土——一个原因是乡恋,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产品,脱离农村就脱了根。更何况,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搜索成本,尽管电商也有大鱼吃小鱼,却不会消灭长尾。长尾的消费者对应长尾的卖家,让那些“小而美”的店家可以与大鱼并存。

  “乡土沦陷”的向上力量?

  我曾很喜欢“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样的表述。但我现在意识到,一个村庄里看不到中国,见微未必知著。中国如此之大,以致于任何单一叙述都是可疑的,因为“放诸四海而皆准”这种话,往往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而非真理。

  我们听过太多“乡土沦陷”的说法,而我看到的“淘宝村”,是这一表述的反题。或许除了这A、B两面,乡土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C面、D面,都值得书写,值得关注。

  我犹记得,一年多前听到农民网购、网销时的讶异和兴奋,但我现在更希望这一现象能成为“闻之无甚惊奇”的“新常态”。

  我私心希望,“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能缓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城乡二元分化,把更多向下沦陷的乡土往上托举。 也希望,更多的人在近乡时,能只有“情切”,没有“情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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