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笔记：延安时代创造创新的汉语词汇（下）

词语笔记：延安时代创造创新的汉语词汇（下）本站　　鹤鸣九皋，声闻于野

　　鹤鸣九皋，声闻于野。延安时代的词语，带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穿透力，雕琢进文化江山，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

　　中国党人在延安时代（1935—1948），创造和创新了一批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带着历史的风云吹拂东方大地，有的已经经典化，许多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词汇，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用语。笔者从《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及尚未出版的续作中改写一部分，增写大部分，计60余则（涉及词语近百条），以管窥“延安时代”词语创新乃至思想创新之一斑。

　　勤务员这个词在官场和部队里早就存在。那些为“当官做老爷”搞勤杂服务的人，叫“勤务员”。1944年12月，在布置1945年工作的一个会议上，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文集》第三卷）这是中员和领导干部自称“勤务员”的最早出处。一般地说，勤务员是供人使唤的，是“跟班的”“跑腿的”。旧瓶装新酒，赋予“勤务员”一词以含义，使一个卑下之词，成为荣耀之词。这个时期，还使用“小学生”“公仆”等词，教育者、领导者放下身段，学习群众，为人民服务。

　　纸老虎中国民间早有“纸老虎”一词。《坚瓠集》说：“纸牌能耗人财，故呼纸老虎。”早期中，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都使用过“纸老虎”这个概念来形容势力。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说：“是美国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的“纸老虎”诞生，并且成功地进入英语世界，成为世界语言。如今这个词语仍在全世界流行。

　　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上图为会见地点（资料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中。这个寓言深埋于故纸堆，直到的引用和宣传，才使它在中国家喻户晓。1938年4月30日，在抗大讲话，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移掉。在1945年6月11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使“愚公移山”的故事流传全国，极大地弘扬了“愚公移山精神”。列子若有灵，当谢。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出自的《愚公移山》。这四句话，组成一则完整的格言，上很正确，形式上存古风，语言上很简练，语言中有气势。如此简短好记、语义鲜明的佳句，必然风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这四句话还常常被作为四个成语单独使用（第四句去掉“去”字）。

　　斗争哲学这个词是20世纪30年代由人创造，用来指责党的。人说：“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同情党的第21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在访问延安时也说：“党是讲斗争哲学的。”这话曾经引起许多党人的不满。说：“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接过对手的谩骂，用自己的世界观揉搓了一番，然后取将过来，把“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武器。“斗争哲学”成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1944年10月，警告蒋介石不要“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年谱（1893—1949）》中卷）此后，他多次使用这句话。这则极富现场感、画面感、镜头感、空间感、幽默感的民谚，因为的使用而产生“聚光灯效应”，从而流传国内外。

　　生命线月，在主持下，谭政起草《关于军队工作问题》。在这份文件上亲笔加写了许多话，其中有这样一句：“党领导的的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修订本）中卷〕这句话成为工作的，“生命线”这个词也成为一个流行词。

　　宗派“宗派”本是佛教用语，是褒义词。在词典里，“宗派”的意思是，为不正当目的而结成的小集团，是贬义词。词义的改变源自。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中说：“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的残余，也有对党外宗派主义的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的含义被改写，词性大变，这是颠覆性的改写。

　　小米加1939年3月15日，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时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年谱（1893—1949）》中卷）用“小米”和“”来形容人民军队艰苦奋斗、敢于胜利的精神。1946年8月6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强些。”（《选集》第四卷）这句话后来被浓缩为“小米加打败飞机加大炮”。这颇具英雄气概的辞藻，最终成为的成功预言。

　　看齐军队讲究队列队形，“看齐”是队列口令。喊一声“向左看齐”“向右看齐”，零乱的队伍就能很快整齐起来。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个在操场上游弋的词语忽然获得了思想加冕。把一个军事用语，用于领域，一个军事口令变成了律令。

　　解放军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八路军。1944年10月14日，在部署开辟河南根据地的一封电报中说：“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年谱（1893—1949）》中卷）这是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这个词。1946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947年10月10日，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这个宣言是全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标志。1948年11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团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队伍，以其强大精神和巨大牺牲，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书写了世界战争史上的辉煌。

　　三律八项注意“三律八项注意”的前身是于1927年10月制定的“三律”和1928年1月制定的“六项注意”。“三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后来经常根据环境的变化做一些调整。最后的定稿是1947年10月在陕北敲定的：“三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俘虏。”“三律八项注意”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正像《选集》中注释说的：“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三律八项注意”是军人的“紧箍咒”，是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武装力量，改造成一支中国历史上最有纪律的部队的一宝。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了鼓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自宋朝苏洵《衡论·远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出自《诗经·周南·关雎·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出自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学而篇第一》。这几句古语出自不同书本，把它们有效地组合起来，转换成现代汉语，构成一节完整的表述，句句依旧，句句翻新，逻辑上密不透风，显示出深厚的国学功底。曾经解释为什么把这几句话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先是对不敢讲话的同志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在实践中看到，有的人讲了话，挨了批，于是加一个‘言者无罪’；有的人什么都讲，讲得也不一定对，所以又来一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就比较完善了，既让人讲话，又能够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这里面充满了辩证法。”（赵毅敏：《七大的往事永远在我心中》）这六句话可以称之为“言论二十四字诀”。

　　圈阅在文件上不写字，画一个“○”，叫画圈，它是在延安的创造。《叶子龙回忆录》说：1948年3月的一天，的秘书胡乔木找另一个秘书叶子龙查一份电文，叶子龙说主席已经看过了。胡乔木说：“我也记得主席看过这份电报，但他说没看到，还跟我发脾气了。”叶子龙赶紧找出那份画了许多钩钩的电文。当时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钩。胡乔木和叶子龙拿着这份电文去见，叶子龙说：“主席，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听了有些不高兴：“我根本没有看过!”胡乔木打个圆场说：“画钩这种方法有缺陷，这上面这么多钩，根本无法区别出来是谁画的。”后来，叶子龙想了一个办法：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上面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名字上画一个圈，表示阅过，是为“圈阅”。胡乔木和叶子龙把这个想法报告了。说：“立个规矩也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说着，在一份文件上面的“毛”字上画了一个圈，并签上了日期。他严肃地说：“这样可以吗?画圈为证，以后就这么办。谁出了问题谁要负责任啊。”从此以后，阅读文件，如果没有批示，就画圈即“圈阅”，表示知道了。中央其他领导亦复如是。是创立“圈阅”之“○”的首要者。

　　拥政爱民，拥军爱民从1943年开始，延安驻军开展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简称拥政爱民）活动，边区人民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拥军优抗）运动，这两个活动简称“双拥”。同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发布了《拥军公约》，确定每年的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运动月。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部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同年2月1日，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这是中国党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还确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动月。“双拥”运动从延安兴起，在各个根据地推广。“双拥”运动，找到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载体和抓手。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成为仪式，成为文化。

　　取信于民在《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使用“取信于民”一词。这个新词在电报传送中还闹了一个笑话。英国人林迈可在《抗战中的》（2013年出版）中记载：“英文字母形式构成的语言，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汉字就不然了，一个数码错了，就译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了。我在延安时曾听说过发生在新华通讯社的一段趣事。主席在一个讲话中用了一个四字成语‘取信于民’，而晋东南接收电文时，把这四个字的16个数码搞错了，译出的词变成了‘由雾出宝’。地方报纸的编辑对此显而易见的面目全非的文字也未加深究，却写了一篇社论来解释‘由雾出宝’的深刻内在含义。几个月后，载有这篇社论的《晋东南日报》传到延安，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最后弄清了原委，才告风平浪静。”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毕竟至今也没人拿出来那篇“由雾出宝”的社论。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实践论》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选集》第1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概括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认识事物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这十六个字。它既是认识论，又是一分为二的方。姑且命名为“认识事物十六字诀”。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1945年9月9日，在重庆与郭沫若见面。在谈话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年谱（1893—1949）》下卷）一句名言诞生。在实践中，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光明”意识，他在最黑暗的时候，强调“光明在前”、坚信“胜利”；他的肉身和思想中，始终有一个强大的“曲折”意识，他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总是提醒者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

　　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与在延安的窑洞里开展了一番历史性的对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位智者，正在思考中国历史的治乱更替；一位智者，正在探索如何跳出一治一乱，走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路。智者对话，思想碰撞。这个对话，被后人命名为“窑洞对”。

　　思想延安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了丰硕之果。如何命名这一思想？1941年3月，马列学院的张如心在《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文中首次使用了“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这是“思想”这一概念的先导。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的理论和策略》第一次提出“主义”这个概念并作了阐释。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的概念：“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主义。”中国党和选择了“思想”这一提法。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党党章》规定：“中国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党郑重地把“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此，徘徊在欧洲的主义幽灵，具有了一个属于东方的鲜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