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

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本站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2018年3月20日，习总在第十三届全国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赋予了伟大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关键时期，越不能自满和懈怠，越要发扬民族伟大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深刻把握、领会习总关于“四个伟大精神”的内涵，本刊特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分四期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以飨读者。

　　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创新精神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革故鼎新。正是这种“变则通”的思想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相碰撞，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

　　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充分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历朝历代的革新变法之中。翻开中国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历代凡有所作为的家、思想家都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在不断变革创新中寻求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道路。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创新；西汉晁错的变法；汉朝皇帝刘彻独尊儒术的改革；由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度；北宋有王安石变法；明代有张居正变法；近代有清朝“戊戌变法”。这些不同时代的革新运动，无论出发点如何，无论成败与否，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变则通”的创新思想。从这些革新运动以及推动革新运动的仁人志士身上，后来人可以触摸到、感知到中华民族不畏艰难，不顾身家性命求革新的创新精神。

　　中国人的创新精神，更加突出地体现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之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人民在5000年历史长河中，从思想到器物，从制度到文化，从艺术到科技，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在思想上，先后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们提出的“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社会理想愿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兼爱非攻”“和而不同”等社会治理方案，“天人合一”“合同异、离坚白”“齐物论、逍遥游”等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塑造了数千年的中国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还将继续深刻影响并塑造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在科学技术上，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在文化艺术上，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书写了《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推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发展，而且培育了共同的价值理想和情感精神，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辉煌灿烂而又独具创造性的中华文明，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又通过欧亚传播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古代中国在科技交流中经常是以捐赠者的身份，向欧亚传播其科技发明，进而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这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的思想、活跃的思维，以及惊人的创造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不因创新而兴，也无不因守旧而衰。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凭着伟大的创造精神，曾引领世界发展几千年，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18世纪与19世纪的交叉点，是中国历史坐标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华文明由强盛走向衰落的一个历史拐点。落后就会挨打。自1840年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屡次与科技失之交臂，没有把先进知识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然而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会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虚胖”和“幻象”。与康熙一朝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儿等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康熙不可谓不好学，他经常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的知识。康熙喜欢数学，尤其是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如半圆仪、圆规、几何多面体模型。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康熙把业余时间放在学习数学上，一直保持了两年时间。然而，被外国传教士赞誉为“千古一帝”“万古明君”的康熙皇帝，却让科学停留在一己的爱好之上，并没有思考科学背后的方、世界观，更没能将西方的科学知识播撒到全国。统治者拒绝与西方工业文明“握手”，拒绝“分享”先进技术和知识，结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中国党诞生了。此后，中国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了思想，最终实现了新主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初步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人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推行社会革新运动，废除旧婚姻制度，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贩毒吸毒等社会痼疾；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从新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胜利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中国党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逐步建立起电子、石油、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业。我国教育、科技与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中国的文盲大幅减少，高等教育发展为国家提供了建设人才；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第一颗氢弹，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大提升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水平；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了大幅提高，迅速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中国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弘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才能建设好中国！

　　伟大创造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1978年底，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创造性地作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战略决策。这一时期，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中国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评价同志和思想，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实现了拨乱反正，确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正如同志所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在总结了改革开放初期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创新性地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党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理论这一宝贵创新成果。它与思想一样，都是中国党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而孕育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伟大的创造精神。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谨慎应对。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历史事实表明，把一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凝固化或照搬别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做法，只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别国的经验模式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党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同时，党的通过的党章直接写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党继提出“”重要思想后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一次又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推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近70年的建设改革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城镇化率达到58.5%，中国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全球性大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居民人均收入以年均超过8.5%的增长速度大踏步前行，这是世界500余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奇迹。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党把创新作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战略，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近年来，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国之重器的相继问世，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新科技成果。中国创造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中国人民创造了复兴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在中国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己的发明创造。正是这条道路，让一个饱受外族欺侮的国家不仅站了起来、发展起来，而且开始了迈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征程；正是这样的道路，让占世界近1/5人口的社会民众不仅已经实现总体小康，而且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西方社会因其制度性的危机或自怨自艾或迁怒他人的时候，正是这条道路让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正如习总所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自发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模式，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三大创造，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最生动、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相当严重，全国有2亿多农民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不仅贫困的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使得一批“文化大”后复出的老干部深受刺激，因为让人民过上富足的日子是他们早年参加时就怀有的理想。面对现实，人们不能不从改革中寻求出路。

　　自从1958年之后，中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即人民公社既是农村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在这种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农民在生产队内实行共同劳动，统一分配，无论种植什么均由公社规定；而人们的收入，无论劳作是否努力，差别都不大。失去了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农民，形象地把这种体制比喻成“吃大锅饭”。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受灾农民吃饭成了大问题。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安徽省委决定将集体撂荒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收获归自己所有。这一措施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不仅战胜了当年的旱灾，而且收获超过正常年景。改革开放初期，受此启发，安徽和全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尝试一种新办法，就是在坚持土地、农田水利设施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户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或生产任务，并根据劳动成果取得收入。这种办法后来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具体做法各有不同，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民的大胆尝试首先得到安徽、四川等省委领导的支持，在这些地区得以推广，并迅速取得增产增收的显著效果。

　　天公不作美，1978年秋，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降临在江淮大地上。凤阳，这个安徽最穷的县，也未能幸免大旱之灾。1978年大旱荒，凤阳人成群结队地外流乞讨，凤阳问题引起了省委的关注。1978年的腊月二十七，离春节仅有3天，省委王光宇在凤阳县委陈庭元的陪同下来到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光秃秃的村庄，荒芜的土地。村子里的人很少，大都逃荒去了。王光宇看遍了全村11户人家，竟有10户清锅冷灶，全无粮食。当他回到临淮关火车站时，车站到处是被遣送回来的难民，凄凉之状，目不忍睹。

　　农村凄凉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一起陪同考察的陈庭元。出于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与良知，出于对老百姓的深厚情感，1979年，他就暗中支持马湖公社詹绍周搞“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可以想象，这种做法在当时要冒多大风险！当马湖公社“分组作业、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做法不断传开，同时也招来众多指责的时候，陈庭元作出了“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的决定，核心是“不制止”。这是一项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和经营与产出的物质利益初步直接挂钩的开拓性尝试。利益机制被启动了，农民蕴藏已久的积极性像地下的石油一样喷涌而出，形成不可抵挡之势。

　　“包产到组”在实践中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效应，但它并没有完全突破“所有，队为基础”这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这小小的成功，他们渴望着更大的“自由”，迫切需要1961年那样的一家一户的“责任田”。这一愿望在凤阳的小岗生产队秘密地实现了。

　　小岗生产队共18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当过队长，还是穷得叮当响。现在，尽管“包产到组”之风也刮到了小岗，但由于底子太差，生产还是没有搞起来。已接近赤贫的小岗，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

　　当时小岗的当家人严俊昌找到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私下商议：如果“包产到户”能干好，咱们就豁出去，不然也是饿死！今晚开个会，商量商量这个事。就这样，1978年11月24日，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民召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严宏昌开门见山就说：“咱们得自己救自己。”有人问：“怎么救？”“把地分了。”干净利索的回答。顿时，茅屋里，人人愁眉苦脸，面面相觑，鸦雀无声。过了好一阵子，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说话了：“你们放心，这样搞下去准能搞到饭吃！不过，你们倒霉肯定不得轻，说不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那时可就毁喽！”愤懑难抑的农民七嘴八舌呼喊起来：“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家的小孩养到18岁！”严宏昌深受感动，他从身上掏出早已拟好的一份条文，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就是杀头也让脑袋掉在富锅里。为混口饭吃，死也值得。我们写一个保证书，对咱们小岗搞秘密‘包产到户’做了两条规定，如果同意就请各户按手印。”再补上一条：“把你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契约写好了，18户21个在场的人含着眼泪用食指按下鲜红的印泥。或许人们无法想象，就是这印有21个指印的契约打破了农村改革的坚冰，砸开了束缚已久的枷锁，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篇章。

　　但是，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份秘密协议随时都可能遭遇暴风骤雨。小岗村的秘密协议最后还是被公社张明楼知道了，他在一次生产队长会议上大声吼道：“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是国家主席，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怎么样？还不是被活活折腾死了！你小岗尿得再高，还能有的本事么！”他还说，“单干”问题，查清后严肃处理。

　　小岗人没有在压力面前妥协，他们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他们的改革举动引起了省委的重视。1979年6月15日，时任安徽省委的万里专程来到凤阳，这个最穷县的“大包干”牵动了他的心。他还亲自派人到马湖公社作了一周的调查，当他得知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被当成“异端”围追堵截时，就毅然决然地表态说：“我批准你们干！”

　　在万里和省委的支持下，“包产到户”迅速传遍了安徽大部分农村，并取得了神奇的效果。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1979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320亿斤，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有4个地区和21个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事实胜于雄辩！

　　凤阳的巨变可以说是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个极好的缩影。解放前，凤阳是全国闻名的穷地方，当地民歌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凤阳人有了自己的土地，劳动积极性高了，粮食也增产了，1955年凤阳人均粮食达800斤，那年是凤阳丰收的一年。然而，自那以后，凤阳又开始走下坡路，温饱都无法解决。当时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凤阳地多不打粮，碾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嫁出，不见新娘进凤阳。”1979年，凤阳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农民解决了口粮问题。1980年，凤阳进一步推行“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粮食产量增至5.02亿斤，比1978年的2.9亿斤增加2.12亿斤；1982年，再次增至7.15亿斤。

　　凤阳的巨变充分显示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大包干”神奇的效应鼓舞了全国人民，也使激动不已。他站出来说话，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它就像春风一般迅速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鼓舞了中国农民的改革斗志。一场牵动亿万人心的纷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从1979年起，经过三年试验，结果表明，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效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的结合，实现了农民生产劳动成果与自身利益的紧密结合。这两个结合不仅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且摈弃了分配中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因此，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到1981年底，全国90％的农村已普遍采用了这种办法。1982年1月1日，中央下发一号文件，肯定我国农村正在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得到了普遍推行。

　　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行政体制的改革。1983年10月，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完成政社分开工作。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被废除，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推动中国基层向前迈进一大步。

　　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这片土地上，当地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人民公社“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出现涣散状态，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合寨，这个地处宜山（现宜州市）、柳江、忻城三县交界的小村庄，出现了多、偷牛盗马多、乱砍滥伐林木多、唱流氓山歌多、放浪牛浪马多、搞封建迷信活动多、管事的人少等“六多一少”的混乱现象，群众对治安混乱状况很不满意。

　　1980年初，合寨大队（现为合寨村）村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冲破体制束缚，大胆创新，采取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讨论制定《村规民约》，摁下红手印，开始实行村民自我管理的新路子。

　　“村规民约就是好，村上无赌又无盗。公共事业有人管，各种纠纷变得少。白天生产搞四化，晚上得睡安然觉。”这首群众自编传唱至今的山歌，正是当时合寨村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自发歌颂。在村民委员会的管理下，村里偷牛盗马、乱砍林木等现象一度绝迹。

　　合寨村成立村民委员会的做法，迅速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乃至全国的高度关注。1980年，宜山县委首次为“村民委员会”正式冠名。1980-1982年，宜山、河池、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相继派出工作组，对合寨村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做法进行调研，并形成多份翔实的调研报告。1982年8月，中央36号文件要求各地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委员会试点。

　　随后，成立村民委员会、制定村规民约这股强劲的改革春风，迅速吹遍中国农村大地。在取得试点成功的基础上，1982年，五届全国五次会议将村民委员会正式写入《宪法》，从此，村民委员会由合寨走向广西、走向全国。

　　如果说，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冒死揭开的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序幕，那么，宜州合寨村村民则是迈出了在中国党领导下实行村民自治的崭新路子，他们的创举揭开了中国农民“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历史序幕，开创了共和国农村的先河。

　　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结束了农产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从1985年起，除了个别产品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统购派购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国家也放开了除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以外的农副产品销售价格。与此同时，国家还鼓励和帮助农民进行多种经营，发展非农产业。这些改革措施增强了农民的商品经营意识，密切了农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广大农民在从事传统的农、林、牧、副、渔生产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将剩余劳动力、资金等转向加工业、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并迅速发展起由集体和个人经营的乡镇企业。

　　在中国，“乡镇企业，即指由农民举办的集体、合作、个体企业”。我国乡镇企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前身叫作“社队企业”。在1958年的时候，它指的是“公社和农业生产大队所创办的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3月，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并指出：“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经济的重要补充。”

　　乡镇企业萌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实现后，我国呈现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副业和多种经营发展缓慢，虽然粮食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在此之后开展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的运动中，许多人民公社又组织了数千万农民投入小型炼铁、小矿山、小煤窑、小农机修造、小水泥、食品加工、交通运输等企业，同时，把原来农业合作社已建立的许多副业小厂都无偿地转为公社工业。

　　而这时候的中国农村，虽然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但生产力依然落后，中国几亿农民普遍还在使用原始耕作方式在土里刨食，农业生产效益不高，农民生活困苦，尤其是像江苏、浙江这种人多地少的省份，农民靠务农收入难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和渴望在非农产业中找到一条生存的出路。

　　而1958年，中央明确表态可以办企业之前的两三年，在江浙地区，已有极个别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在半公开地进行“社队企业”的运营。江苏无锡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当年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就出现在那里。位于无锡的“春雷造船厂”是中国第一家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如今，“春雷造船厂”早已不再经营，它的原址上建起了“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并于2010年7月28日正式开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村民委员会、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它们不仅使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而且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建立起一个新的市场。同时，这三大创造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型——从计划转向市场，也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这有赖于大批劳动力不断地从传统的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功，坚定了人们对由中国党领导的改革的信心，并对其他领域的改革产生了示范效应。

　　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都充分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都是有缺陷的。经济运行不是只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不是只有“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而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的作用，市场和政府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摸索走出了一条市场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是一条创新之路，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制机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这是对传统中国计划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1992年南方谈话针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观念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知识链接：南方谈线年之后，国内又掀起了一片“姓资姓社”的质疑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再度处于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在急切地注视着。关心改革开放前途与命运的人在焦急地等待着、盼望着。就在这关键时刻，1992年春，同志不顾年迈来到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

　　1月19日上午9时，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一列火车徐徐开进深圳火车站。火车停靠后，车厢门打开，同志出现在早已迎候在此的人群面前。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一齐投向这位伟人的身上。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深圳参观，所见所闻都深深地触动了他。1月22日下午3时10分，同志和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在谈话中，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同志的这次重要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廓清了长期以来人们的错误认识，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次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

　　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一系列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改革措施的实施，不断释放制度红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等一系列创新措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工业化建设释放出大量劳动力。乡镇企业也开始大量出现，截至1995年末，全国共有乡镇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651.8万个，比1985年增加190.9万个，从业人员7300.5万人，比1985年增加3512.3万人。随着人口流动限制的不断放松，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向乡镇企业转移为主逐步转向加速向城市转移。我国城镇化率从1998年的33.4%上升至2017年的58.5%，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快于1979-1997年平均水平0.68个百分点。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国有企业也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大量外资企业在东南沿海甚至内陆地区投资建厂。

　　1979年4月，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

　　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下午，特意约见习仲勋和杨尚昆，他们在中南海一条幽静的小路上边走边谈。话题从朱老总烧的川菜谈起，这似乎与开放没有什么关系。脸带眷念之情说：“朱老总的川菜烧得不错。”“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当初那么一块小小的边区，没想到就打出这么大的一片江山！”杨尚昆不无感慨地说道。“不过，那儿至今还很穷，老区应当富起来。”的声音听起来多了几分沉重。

　　片刻之间，大家都沉默不语。突然，提高嗓音对习仲勋、杨尚昆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的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稍稍停顿之后，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豪迈的目光：“对，办特区。可以划出一个地方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关于兴办特区的倡议，犹如一块巨石击入碧波，迅即引起了积极而强烈的反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在谷牧到达广东之前，中央已经把福建纳入到办特区的实验范围，同时决定在珠海也办一个特区。因此，谷牧此行，不仅要对广东省办特区进行指导，还要对福建省办特区的工作进行指导。工作组也分成两路，一路去广东，一路去福建。但广东始终是办特区的重点。谷牧率团到广东后，对办特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研究了政策问题、引进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给予广东省特殊政策的问题。经过实地考察、研究之后，谷牧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了文件起草小组，去福建省的那一路也同时组成了文件起草小组。文件都是以广东和福建两个省的名义起草的，采取的是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形式。6月6日，广东省委正式拟定了《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了《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谷牧把两份文件汇齐后，带回北京，正式转交给党中央。中央局对这两份文件很重视，开会研究后，很快作出决定，批准这两省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

　　1979年6月中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就谷牧考察组的汇报和两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于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并规定“出口特区”是借鉴外国“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以进口原材料制造商品出口为发展方向。

　　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单纯地模仿西方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搞“出口加工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吻合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开放促改革，推动现代化整体进程的最初设想。我国更为需要的不是囿于空间和资源的贫乏不得已而为之的“加工区”，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提出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正如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尤其对兴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先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此，一些人对此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

　　尤其是深圳，这个被西方人称为“伟大的圣婴”的城市，它以神奇的速度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是中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1979年前的深圳，是广东省最贫穷最落后的边陲小城。然而，至1985年，短短五六年时间，深圳工业企业已发展到907家，总产值达26.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33亿多元，国民收入26.5亿元，全市人均收入达4100元，人口不再外流，却有1000多人从香港回流定居。一时间，全世界的眼睛盯住了中国，焦点对准了深圳，连一向自负的美国人也感叹：深圳是“一夜崛起之城”。

　　在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国对外开放步子也越迈越大。1984年，国务院决定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1985年，中央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成为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藩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2012年党的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为使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中央政府部门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使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与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相一致。一些长期难以突破的顽疾在这个过程中被顺利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迸发出更大活力。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40年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9.5%的增长，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总结成功经验，除了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外，就是不断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党的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

　　当今世界或历史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总供给远远小于总需求的特定背景下，十分接近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一些所谓典型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与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欧洲、日本等至今尚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于市场经济模式，我们不应说哪一个就是必然的好，评价标准应为是否适应一国经济情况、有利于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因此应与时俱进地看待市场经济国家的内涵与标准。实质上，一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而市场又发挥决定作用的体系，就是市场经济模式。从市场与政府结合的视角看，主要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为市场成分相对大小的不同。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作用略大一些，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市场作用略大一些。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正趋于深化市场化改革，而美国则有强化政府作用的倾向，两国市场化程度呈现趋同的新特征。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指导型经济模式和瑞典的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也存在其相应的特色。

　　2018年7月26日，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在世贸组织大会上进行辩论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仍然掌控或影响着关键生产要素的分配，如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本等，而不是根据市场原则进行分配和定价，剑指中国的国企改革滞后、政府的五年经济规划和工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目前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偷窃也是美国在此次大会辩论中攻击中国的要点。

　　针对美方的无理指责，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张向晨有理有据地反驳说：关于中国的发展战略，谢伊大使上午给中国扣了几顶帽子，比如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但我认为，把这些帽子扣在我们头上是非常不合适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众说纷纭。我自己的观察是，中国的发展根本上源于两条：一是实行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二是融入了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遵守国际规则。中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十六条规定，国有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这是改革开放的法律成果，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保障。毫无疑问，要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改革，国内市场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中国未来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消除国有企业经营的弊端，进一步扫除市场准入的障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上述方面存在的不足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而不是中国获得发展的“秘密武器”。

　　世界历史证明，原来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至先进行列，这个条件就是科技创新。众所周知，正是因为凭借科技的力量，先是意大利超越东方，英国又超越意大利，接着美国超越英国，后来德国和日本也跃升到世界前列。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科技发展不平衡规律，或科技跨越式规律，即一个国家由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向更多发挥先发优势，从而步入强国行列。

　　站在21世纪新起点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能否实现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依靠创新驱动发展，能否更多地发挥先发优势来引领发展。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发挥后发优势。40年来，中国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同时充分发挥集成创新的优势，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在学习引进的同时，中国并没有放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经过多年持续不懈努力，尤其是党的以来，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一方面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推动以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新主体、新业态的快速增长，为中国经济灌注强大的内驱动力，成为发展新引擎。“嫦娥”奔月、神舟飞天、北斗导航、“蛟龙”入海、国产大飞机下线……一个个熟悉而又令人兴奋的字眼，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心血与智慧，标志着中国高技术与高端装备制造业正走向世界前列。

　　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F改进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在轨飞行15天左右，加上发射与返回，其中停留天宫一号12天，共搭载三位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女）。6月13日与天宫一号进行对接，6月26日回归地球。除了载人交会对接外，“神舟十号”还对飞行时间、航天员工作程序、工作方式、科学试验项目编排进行调整，为我国空间站的建设打基础。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和太空授课。这标志着中国航天全面进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研制阶段。时隔三年后，“神舟十一号”飞船于2016年10月17日由长征二号FY11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进行了空间交会对接，开展地球观测和空间地球系统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技术和航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和试验。“神舟十一号”飞船在“神舟十号”基础上有很多技术上的改进，它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嫦娥奔月”工程也取得很大进展。2012年，发射第一颗月球软着陆器并携带一辆月球车，进行首次月球软着陆及自动巡视勘测；2017年，中国按计划进行探月三期工程，发射一颗月球软着陆器，进行首次月球样品自动取样并返回地球。中国的探月工程，为人类和平使用月球迈出了新的一步。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2012年12月，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正式版1.0正式公布，北斗导航业务正式对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2014年11月，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认可的航行安全通函，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取得面向海事应用的国际合法地位。2015年，中国开始建设北斗全球系统，进行全球卫星组网，第一颗三代卫星于2015年9月30日发射升空，截至2016年9月，已发射了五颗第三代在轨验证卫星。中国的北斗系统在国土资源的检测、环境、农业、森林防火等领域广泛应用。2013年澳大利亚山火爆发时，中国的北斗卫星正好掠过上空，为其提供了山火整个检测的结果。此外，近几年来，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开发，其应用已经服务于测绘、城建、水利、交通、旅游、应急救灾等领域。现如今，北斗导航系统与人们的生活日益紧密，打鱼的、放牛的、开车的、送快递的全都在用北斗，每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是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设计最大下潜深度为7000米级，也是目前世界上下潜能力最深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2012年7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载人深潜纪录，也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这标志着中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此后，“蛟龙号”多次赴印度洋、太平洋进行深海作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亮丽的成绩。“蛟龙号”进行的深海探测，远远不只是象征性意义，对于开拓深海海洋事业，了解海底未知的世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86年起，中国就开始进行高容量快速计算机研究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2010年研制完成了第一台超级计算机，即“天河一号”，并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地建立了开放共享、服务社会的超级计算中心。2013年5月，中国研制出世界上首台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并连续六次占据世界榜首。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它是中国科研人员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的付出换来的。天河二号不仅速度快，而且同时具有高技能计算和大数据传输的功能，所以在气候预报、生物医药、工程仿真、智慧城市、新能源材料等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效益。

　　2008年，中国专项移动通信占14%的时候，纳入基本的专利不到2%，终端的芯片不到1%，系统设备不到10%，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几乎为零。2013年开始推广T1LTE值的时候，中国的用户基站数都在世界领先，它带动着系统设备、芯片设计、智能终端、测试仪表都进入了国际市场，进入了26个国家。同时，纳入国际标准的基本专利也由2%上升为10%以上；芯片的占有率从1%跃升到20%；设备占有率在国内超过了50%，在国际市场上达到了20%。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推动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实现了2G跟随、3G突破和4G同步的跨越发展，通信制造业进入了世界的前列。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三大运营商的水平，而且也提升了像华为、中兴这些骨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已提出5G的关键指标参数，并被国际标准组织所采纳。

　　大型客机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是一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中国发展民机产业的“七寸”主要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有时候还要看人脸色。历史警钟长鸣，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因而，制造自己的大飞机，是几代中国人的航空梦想。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总部设在上海，标志着国家大飞机研制的正式启动。经过几年的努力，2015年11月，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这是中国航空产业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2017年5月5日，C919大型客机在浦东机场成功首飞。这是中国发展潜力的体现，也展现了中国提升制造业水平、跻身全球民用航空工业强国的雄心。

　　近年来，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开始领跑世界，支撑着经济社会继续健康发展，引领新常态下新型经济、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高铁经济是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成功缩影。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国还得向日本、法国和德国引进动车组。直到2006年，国家才开始启动高速铁路自主创新行动，并组织了一支庞大的研发团队，包括25所研究型大学、11个研究院所、5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个大型整车企业、7家配套企业、500家零部件企业，其中院士就将近70人，教授、研究员将近800人。研发团队集中力量对从250公里跨越到380公里新一代高速列车进行了研究，攻克了车型、车身振动噪声、控制系统、刹车制动、驱动系统、自动系统、车身的刚度强度等十大科技难题。经过几年的攻坚克难，中国首辆高速列车于2010年下线，随后又继续对中国高速列车进行了谱系化的研究，并向谱系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截至2017年底，中国高速铁路的总里程达到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左右。

　　高速列车的广泛运营，使中国的客运能力得到极大的扩充，使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大大压缩，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方便。现在北京、天津的同城化就是半个小时的事，这在以前开最好的车也做不到，大大降低了交通运行的成本。不仅如此，高铁也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高铁拉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为例，合福高铁于2015年6月28日正式开通，连通合肥至福州，经过黄山、婺源、上饶、武夷山和古田等景区，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高铁”。合福高铁开通后，为沿线景区输送了大量的游客，拉动了沿线旅业的发展：上饶和黄山2016年1月至5月接待游客人数分别同比增长30.7%和11.4%，古田和婺源2015年接待游客人数分别同比增长36.3%和23.5%。值得注意的是，高铁近年来开始走出国门，进入亚欧美等国家，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除了高铁之外，中国科技创新及其在特高压输电、桥梁建设、重工装备、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污染治理技术等领域的运用，纷纷走在世界的前列，发挥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领作用。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开发，中国特高压输变电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特高压交流一千千伏、直流八百千伏的国产化，打破了别的国家的垄断地位，并进入了拉美、欧洲市场，第一单就是与巴西政府签定的。中国突破了大直径硬岩、软土等复杂地质掘进装备；千吨级履带起重机、300吨自卸车的一系列设计、制造、控制与集成攻关和技术达到了国际同类设备的先进水平；钻井装备、采矿装备、土木施工装备也领先于世界。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推广新能源汽车，如今年销量已超过20万辆，居世界第一，已进入了产业化阶段。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批量生产与广泛应用，中国制定的电动汽车标准已经达到了78项，基本涵盖了整车、系统、充电接口、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需求。同时，中国在张家口张北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风光储输系统，风电、光伏和储能设备同时运转发电，用智能电网输电。当风电、光伏发电充足时将剩余电量充进储能系统；发电不足时储能系统可释放储存电量。这些高端技术的突破及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市场价值，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改善民生提供有力的保障，为发展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中国跨越式发展经验再次表明，只有发挥先发优势的领先型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中占据制高点，才能实现中高端水平的发展。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应继续发挥已有优势，同时不断创造新的优势，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无尽活力，使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尽快跃居世界前列，更好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位于中国广东省伶仃洋区域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南环段。这座闻名中外的大桥于2009年12月15日动工建设，2017年7月7日大桥主体工程全线日大桥主体完成验收，同年9月28日起进行粤港澳三地联合试运。

　　港珠澳大桥东起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向西横跨伶仃洋海域后连接珠海和澳门人工岛，止于珠海洪湾；桥隧全长55千米，其中主桥29.6千米、香港口岸至珠澳口岸41.6千米；桥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100千米/小时；工程项目总投资额1269亿元。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习出席仪式并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同年10月24日上午9时大桥正式通车，驾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仅需45分钟。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一些传统的基建产业及房地产领域出现一定回落，但以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带动的产业及新经济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起到了重要的对冲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新经济新业态的出现，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创造精神的重燃与再现。

　　事实上，新经济在中国已经遍布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从网络购物到百度外卖、美团等O2O服务，从顺风车、共享单车、拼饭到“沙发客”等分享经济，从可穿戴设备到智能家电、3D打印，从互联网金融到绿色产业等等，新经济刷新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的美好体验，带动了整个中国社会旺盛的新消费。可以说，中国的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势头领先于世界各国，让很多国家的人羡慕不已。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是古代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如今的中国诞生了更多引人自豪的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其中以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等“新四大发明”最为引人瞩目。

　　共享单车——作为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新事物，自实施以来便得到了中国乃至外国人的欢迎，虽然目前共享单车的市场还未成熟，但是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在美国，大部分共享自行车以有桩公共自行车为主，不能随便停放，都需要锁在有桩的地方。而中国的共享单车是随时都能骑，停在哪儿都可以，人们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真是了不起的发明。

　　其一，互联网是核心基础设施。伴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的功能已经远超信息交互的功能，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均离不开互联网作为载体，互联网已成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基础设施。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末，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12.5亿户，同比增长16.6%，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11.6亿户。同时，移动支付在手机网民中的渗透率达到92.4%。如果考虑一个人可能会拥有多部手机的情形，移动支付用户规模推算约为8.9亿。

　　其二，数据成为核心资源。有别于石油、矿产等传统资源，产生于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数据资源在新经济时期变得越来越有价值。通过记录个人的行为习惯与偏好，可以产生极强的经济效益和价值。例如，通过滴滴打车软件的使用可以分析居民出行信息，助力智慧交通。而大数据也并非孤岛，一旦做到银行、企业、消费等各种数据的共享，就可以实现人的行为的充分数据化，进而判断出个人违约概率，可为个人金融定价提供支持。

　　其三，共享无处不在。由于互联网、移动技术的发展，资源共享的成本显著降低，大量的闲置资源能够通过所谓的共享经济模式被充分调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据统计，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实现市场交易额达3.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参与分享人数达6亿，提供服务者人数约6000万。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到2025年攀升到20%左右。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和拓展扩大就业空间。

　　其四，产业融合已然加速。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之下，传统行业纷纷寻求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尝试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传统的家电行业，随着爱奇艺、小米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的加入，与互联网的融合迅速加深，电视已不只是用于收看电视节目，而是可以随意连接家庭内部的智能设备，集家庭控制中心、电脑、游戏机等越来越多的功能于一体。

　　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在日益提升。突出体现在：（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截至2017年11月，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5%和11.4%，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6.9个和4.8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工业中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2）新产品的增长远远领先于传统产品。近五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保持20%的高速增长。2017年1-10月，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首次突破10万台，同比增长近70%，预计全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将突破12万台，规模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2017年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6.5%；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产量增长9.4%。2017年1-10月，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25.3%，增速均远超传统产品。（3）新兴服务行业快速成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调查结果，2017年1-10月，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5%、14.9%和14.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3.8个、1.2个和0.9个百分点。（4）网上零售屡创新高。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34.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9.1%，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34.2%。而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均在10%左右。阿里巴巴的“双11”屡屡打破纪录，交易覆盖全球225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创新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凭着韧劲、勤奋、智慧与创新精神，推动了国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道路，并在新一轮技术和工业中创造出OPPO、小米、锤子、华为、VIVO等民族品牌，培育发展出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使中国经济引领世界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党团结带领人民风雨兼程、披荆斩棘，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社会，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更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的发展进步不仅深刻改变了自己，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特有的伟大创造精神。

　　中国人民依靠创造精神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创新精神走向未来。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情况新形势新变化层出不穷。归纳起来，突出体现在：一是当今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受到严重挑战；二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任务，但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这五年，是中国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如何在激烈竞争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如何调整发展理念和方式，提高发展水平和质量？如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些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又是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

　　新时代呼唤伟大创造精神，首要的就是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前进的旗帜与方向。习总反复强调创新创造的重要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必须始终弘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始终坚持把创新创造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引擎，以科技创新驱动为核心，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新时代呼唤伟大创造精神，就必须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当前，还存在一些不利于甚至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如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思维定势、人才培养和建设中的不足等，为此，需要出台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形成良好的创业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大力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让崇尚创新、尊重创新、积极创新成为社会主流，让人们的创造精神奔涌而出。

　　新时代呼唤伟大创新精神，就必须注重培育、积聚和使用各类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创新孕育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才是创新创造的领头雁和领军者。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激励广大人才，充分激发人才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