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互联网公司开始真正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们离开互联网公司开始真正思考自己的未来本站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2022年开始，职场人对于互联网公司的信仰开始过期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2022年开始，职场人对于互联网公司的信仰开始过期。

　　远高于社会平均薪资的薪水，完善的福利和保险制度，数不胜数的团建、餐饮、下午茶等福利，从2010年左右开始，211/985等名校毕业的应届生就开始把互联网公司当成他们工作的第一选择，甚至唯一的选择。

　　但2022年开始，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美团等公司陆续开始裁员。在经营状况不好时，裁员成为公司的一种必然选择。但是，曾经享受过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公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潮水已经来临，在他们眼中不断向上才是人生的唯一的道路，直到选择离开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把最美好的时间献给了这个公司”，出生于1980年代初，在腾讯工作14年的何峰对在腾讯的工作依然心存感激。但离开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接受我们采访的4个采访对象，他们有的选择了从事自媒体创业，有的找到了新的工作，还有的转换了行业。经过这一轮动荡，他们更想清楚了人生和工作的意义，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2021年10月，36岁的敏惠被一家互联网公司优化辞退，带着孩子在北京生活的她，一下子慌了。也就在那个中国人称“无福必有祸”的农历本命年里，她和异地多年的前夫协议离婚，自己带着2岁半的儿子离开。没有存款、没有房产，习惯月光的敏惠35岁之后才开始计划收入和支出，并且一直认为自己的职场生涯会步步高升。

　　“我一直很优秀，在公司也是带团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被裁。”敏惠回忆自己以前的生活，高档护肤品、星冰乐、喜茶这些消费从来都很随意。2011年入职互联网，她的薪水要比同行都高很多，互联网的光环和高收入，让她过着并不操心生计的生活。

　　被裁员之后，她怕父母担心，就谎称自己工作太忙，让父母把小孩带回了老家。因为赶在年底被裁员，职位释放的少，敏惠几个月后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一度非常打击她的自信心。2022年春节，她依然没有找到工作。万家灯火之时，她也是一个人在北京过年。

　　“收入一下子降到0，离婚之后没有房子，睁开眼睛就要花钱。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是可以随便辞职、不开心就走人的时间了。”独生女的敏慧上有老、下有小。失业的时间里，她没有时间消沉，也会接一些文字工作，一天500元，补贴家用。

　　房租6000元，小孩每个月乒乓球课费用3000元，生活费6000元“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人生的转折，让我的父母和孩子降低生活质量。”敏惠说，她最坏的打算是白天写稿，晚上去送外卖。这样还可以基本维持以前的收入。

　　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周，敏惠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薪水和以前相当。“我现在不焦虑了”，她说。即使在待业的阶段，她也有很多不错的选择，并且仍然可以靠副业养活一家人。

　　“我在腾讯14年零2个月，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把最美好的年纪献给了这个公司。”一个月前，何峰从腾讯内容部门离职，在业内，他是非常资深的商业记者。

　　14年前，何峰入职腾讯，移动互联网尚处萌芽阶段，正是四大门户“统领“新闻资讯的时代。互联网公司的人性化和开放式管理吸引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何峰自认他所处的80后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代，那个时代进入互联网大厂，是很有颜面的身份。

　　然而2014年前后，国内自媒体汹涌而出，随后短视频风口来临。字节跳动押中了以算法驱动的资讯方式今日头条，又以抖音抓住短视频红利期。何峰所在的原创部门在腾讯内部地位也越来越低，随着腾讯在内容业务上的整体战略转变，何峰也在预料之外“毕业”离开公司。

　　“我们经受不起没有收入的状态，说的夸张一点，房卖了回二线城市也可以生活。但是我们虚荣心很强烈，并不愿意轻易的躺平”。他认为自己骨子里面没有90后”躺平“的想法。

　　何峰在几年前做的个人自媒体，已经小有成就。短视频时代下，他也早在2年前就从0开始拍摄、剪辑短视频。“以前大厂的福利是真的好，现在的福利不值一提，年轻人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很多。“在互联网内部，何峰也看到太多高学历的年轻人在做”螺丝钉“的事情。

　　刘吉7年前进入阿里的时候就是P8，这些年来绩效考核也都能达到3.75（在阿里的考核体系里属于优异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有机会晋升，只是自己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未果”。

　　进入互联网之前，刘吉一直在外企工作，分别在微软和索尼待过。考虑到外企员工在国内的上升渠道狭窄，刘吉在2015年选择了进入“欣欣向荣”的互联网公司，同时因为想要留在国内发展，拒绝了另一个亚马逊的offer。

　　彼时，这位索尼的业务经理，平调进入阿里，成为一名负责阿里旅行移动端的架构师，薪酬翻了一倍这也是他得出互联网彼时“欣欣向荣”结论的一个重要维度。7年来，刘吉跟过不同业务，也从最初在阿里旅行管理一个20人左右的团队，到离职前做一整个业务板块的CTO，管理100多人。

　　期间刘吉转岗多次，去过阿里云，也去过阿里收购的外国公司，甚至待过阿里体育。转岗多是因为公司高速增长下带来的业务扩张，而平台验证一个业务模式的周期又非常短，很多行业正常两三年以上才能得出结论的事，互联网大厂能压缩到半年左右。

　　作为架构师，他需要帮助团队迅速了解新领域，并制定相应的战术战略。据刘吉所说，通常三四个月就能大致了解一个行业的走势。得益于平台发展的优势和系统性思维，他业务判断的敏感度不断增强，同时更容易找到趋势和具体事物的位置，再“顺势而为”。

　　也正因如此，作为局内人，他更早意识到了互联网公司的一些问题。不停接触新领域，也使得个人很难真正深入扎根在一个行业，“做平台久了人会比较虚、比较漂”。

　　同时，刘吉观察到有的P7薪水就能达到几百万，他觉得这个收入“太恐怖了”，行业过热肯定会有问题，所谓“月满则亏”。刘吉告诉电厂，“2020年其实已经预计到会有今天（裁员潮），当时公司的扩张让人咂舌，一些小业务进入了人数的规模扩张阶段。有些部门30%的人员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

　　意识到问题，刘吉也想有所行动。当时他和几个同事想推进一个能代表未来趋势的业务，深入制造业做硬件设备。然而，在一个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去做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做成也难免沦为平台提高现有资源库利用效率的工具。

　　刘吉认为，国内大多互联网公司是业务驱动而不是技术驱动，平台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现在增长放缓，不得不降本增效。最终，刘吉在今年三月选择离开，选择未来自己创业。即使目前受疫情影响，整体投研环境也并不乐观，但刘吉判断，制造业解决民生问题，是大势所趋，个人要“顺势而为”。

　　阿通在网易待了四年多，负责传媒部门的品牌营销，今年三月也做出了离职的决定。和刘吉一样，阿通也认为应该找到未来的趋势“顺势而为”，进入有发展空间的行业。

　　他曾看到一篇分析，其中提到未来的行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两个关键词，“国计”和“民生”。前者意味着国家政策所惠及、倡导的领域，比如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后者则是和个体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消费品。

　　“我们要在正确的时代方向上，顺势而为，就像互联网最开始那一波，也是基于整体的环境才有比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现在可能到了一个新阶段了。”阿通告诉电厂记者。

　　17年底，阿通通过“内推”进入网易，四年多的工作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工作内容上，从服务网易房产频道的商业品牌，到家居、汽车客户的跟进，再到快消领域，不同行业的接触、大型项目的合作经验，都让阿通有了对于市场更综合的判断。其团队角色也在这些年中不断发生变化。从普通策划到慢慢接触管理工作，阿通也开始拥有了更丰富的视角，以及对于组织和团队的理解。

　　辞职的想法在一年前就已经确立。当时，一批在网易工龄十年上下的“老人”纷纷离职，阿通“觉得很震撼”。不同于其他互联网大厂，网易一直被戏称为“养老”企业。但这批离职潮中不乏一些已经没有太多业务贡献的员工被动离职，另一方面，主动离职的人也多是到了上升瓶颈。这让阿通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据阿通观察，媒体广告的整体市场规模在4000-5000亿量级，近几年都没有过明显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当抖音、快手、B站都加入这场存量竞争时，传统的新闻客户端渠道竞争力已经每况愈下，所占市场份额逐年下降。更不用提，新兴的媒体平台如今都已经足够内卷。

　　多年在网易工作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很多注重生活品质、追求审美的同事。潜移默化的，阿通也开始关注香水、咖啡之类的新消费产品。而因为公司的一次搬迁，为了通勤方便，阿通购置了车，从此关于出行的相关领域也进入了他的视野。大趋势下，结合个人的生活习惯，阿通将未来的职业规划聚焦在了新能源汽车和新消费品牌。

　　阿通给自己留了半年左右的缓冲期。离职后他先休息了一个月，见见老友，出门旅游，近期则一直在学习和分享。目前，阿通每天都会学习python和心理学，他认为无论是数据分析能力，还是用户心理洞察，都会是在未来给工作加分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