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年轻人工作心态：话题绕不开互联网行业

聚焦年轻人工作心态：话题绕不开互联网行业本站　　互联网公司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让场的情绪在瞬间被点燃

　　互联网公司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让场的情绪在瞬间被点燃。年轻人的猝然离世，触动了某些深层次的焦虑与不安。有人联想到10年前的“富士康13连跳”事件，后来的信息显示富士康并非舆情汹涌时众口铄金的“血汗工厂”。相反，规范管理、相对良好的员工福利、基本不欠薪等优点，让当时的富士康并不担心招工问题。

　　多年过去，随着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再加上受高等教育人群的扩大，矛盾转向了更“高端”的互联网产业。前几年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曲，以一种海派幽默的气质，描述了都市奋斗青年的身心疲惫感。近段时间，网友通过比较几座城市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流调情况，又将观察视野引向追求安逸还是“多打一份工”的讨论。

　　可以说，这代年轻人不排斥奋斗，甚至主动拥抱奋斗。相比他们逐步接触市场经济的父辈，这一代年轻人更熟悉市场规则，也深刻地领悟到付出换取回报的朴素经济学常识。不幸去世的互联网公司女员工，最后的朋友圈签名是为公司“守边疆”，令人唏嘘感慨之余，也不得不承认新兴互联网产业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

　　多数年轻人并非惧怕奋斗，而是担心自己的奋斗被“工具化”。只有让奋斗者看到远方的愿景，才能让人踏实笃定地迈出每一步。

　　在互联网行业，跳槽是晋升和薪资增加的主要路径——这也是因为在庞大的“系统”里，内部上升渠道并不通畅。靠“论资排辈”在用人单位“升级”的规则，在人才流动频繁的互联网企业并不奏效。更何况，在一些互联网公司还存在残酷的“35岁定律”，如果你35岁没有成为足够高层的管理人员，那么面临的下场就可能是被淘汰。

　　很多企业会通过塑造校园化环境来构建起自己的公司文化——内部拥有品质不错的食堂，同事之间互称“同学”，公司还会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来建设团队。这些做法自然有其值得褒扬之处。从校园到公司，人际关系依然简单，年轻的毕业生不会感到太多不适，可以像完成一份作业一样来完成工作任务。

　　但是，完全依靠这种类似校园的组织框架来实行管理是不现实的。一个人在学校里，其唯一的身份就是学生，一切行为都要遵循学生的身份特征。而进入社会以后，他就必须接受自己的多元身份——于公司而言是雇员，于恋人而言是未来的依靠，于房东而言是缴纳租金的房客。那种试图以类校园环境框住员工，而缺乏对员工其他身份角色考虑的企业，本质上也是对人才的不尊重。

　　最近，“深圳女孩”的段子火了。两个深圳的女生到外地朋友处做客，主人问她们在深圳生活都聊点什么，女孩说：搞钱。有人批评这样的段子是地域性的人设贩卖，但“深圳”本身的指向，可能并不在于南海边的那个圈，而在于那种为理想而打拼的精神。“搞钱”不是拜金，它也是对创造价值的一种直白描述。

　　因此，让年轻人看到上升的空间，看到“打工人”的前景，才能有效释放他们奋斗的焦虑。“深圳女孩”的这组搭配之所以成为乐意接受的符号，也是因为深圳这样的城市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讲述令人信服的“深圳故事”。

　　相比父辈们细水长流的财富积累，这代年轻人的财富观也需要被倾听。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未来赡养老人的问题，都对年轻人积累财富的能力提出要求。但年轻人并不愿意被数字上的财富约束——比如，如果租房能够满足居住需求就未必要买房，教育“内卷”也愈发成为社会深刻反思的现象。年轻人更希望把财富使用到他们真正认同的领域，而这就要求社会能为他们消除引发不安全感的后顾之忧。

　　上班时拼命工作，下班时彻底放松，节假日完全与工作切断，这也是年轻人所期待的生活模式。近年来，休闲社会的概念被主流频繁引用。一些地方尝试“长周末”休息制，而更多人则呼吁带薪休假得到落实。让工作与个人生活有所分离，是年轻奋斗者的底线。

　　休闲社会的确立，很可能要依赖于制度与法律的刚性。比如，严格落实劳动法提出的规定与原则，对不遵守规定的用人单位予以严肃处罚。(南向歌)

　　大学毕业时选择到互联网公司工作，当时的想法是：我喜欢快速处理问题的节奏，喜欢自由交流的氛围，喜欢有想法就可以去做的状态。可是，在互联网公司待了三年多后，我正式“裸辞”了。

　　可怕的工作时间是我选择“裸辞”的首要原因。我的工作时间从8个小时延长到了10个小时，然后是12个小时，后来是14个小时……我的同事还劝我：“千万不要距离公司太近，不然你会更晚下班。”而伴随这样的工作状态，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养的鲜花都枯掉了；我错过了长辈的八十岁寿宴、错过了中秋团圆之日，错过了谈了多年的男友，他离开时问我：“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

　　慢跑一直是我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但当时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即便在休息日，我都没有力气走出家门，只想在床上躺一整天，可是一直睡觉也无法让我的精力恢复。 我发现吃辣总会让自己的精神振奋，于是开始变本加厉地吃辣。一年后，我的体重达到历史巅峰：增重15斤，慢性胃炎出现，开始经常发烧。有次一个月连续发了4次烧，有朋友直接问我：“你不要命了吗？”

　　我和在同一座城市的朋友相聚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最大的仪式感变成了一年一次的元旦聚会；我失去了一位15年的发小，我失恋的时候只想要用拼命工作来抵住悲伤，并没有告诉她，而她失恋时给我发的消息被工作消息淹没了，就这样断了联系。我开始质疑：这样下去，三年之后我会是什么样子？一定很糟糕吧。

　　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我很多次在凌晨下班的路上边走边哭，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现在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种内心意义感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我的身体状态：我的生理期长时间缺席。为了让自己得到足够的休息时间，我曾与领导沟通，但领导也表示无奈，一方面既有业务压力，而另一方面，上级领导也会关注员工平时的工作时长。我曾经跟他们沟通了很多次，其实我也可以学会“上班摸鱼”与“骑驴找马”，但当时觉得自己只有一条路：除了从互联网公司“裸辞”，别无选择。

　　对于是否能够接受加班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可以接受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加班，不接受无意义的加班。可是，每天在公司工作12个小时以上似乎成了一种常态，而除了必要的项目时间，我们真的需要一直这么忙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长时间的过度消耗，必然会带来身体素质的急速下降，也必然无法维持人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要靠员工长时间在公司的消耗来维持公司的高速发展，即使给予看上去令人欣羡的工资，恐怕也只是鼓励员工用自己的身体挣钱，我实在没法继续走这条路了。

　　互联网行业的朝气蓬勃对我曾经有莫大的吸引力，可在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又觉得自身在不断消耗之时，无法学会“摸鱼”的我，有些狼狈地选择了离开。

　　如今，远离互联网公司沉重压力的我，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与舒适。我会看一些专业书籍来提升自己，到了周末，会有计划地进行一次短途旅行。即便因为疫情不能出行，我也能在家里看看电影、种种花、做做饭，还能与三五好友相聚。我还选择用文字记录这些生活的细节，这不是为了给谁看，而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忆，同时不断提醒自己：生活就在这里。

　　年轻人会打拼也会玩，本该成为一种被充分认可的价值坐标。“搞钱”不再可耻，而“酷玩”也有充分时间和空间，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样子。(十二月)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加班情况愈演愈烈，相关事件频发，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关注。此前，尽管其他行业或多或少也存在加班现象，但却未曾像当下一般，让以年轻人为主的企业一线员工不满，并引发广泛的社会情绪。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社会影响力明显攀升，吸纳了大量新进职场的年轻人，因此受到了更多关注。就我观察，互联网企业加班现象并非近几年才出现，而是从行业初创阶段起就同步发生的。那么，为什么加班一直存在，而集中在近期被企业员工诟病和被公众关注呢？关键原因或许不仅是加班时长和频率的单纯增加，也是行业整体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理念、管理制度的变迁。

　　整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在技术上表现为以电脑端产品为主，技术创新是该阶段发展的核心动力；第二个阶段则表现为以智能手机端的App产品为主，并以此打通多方主体，业务更多聚焦于平台商业模式，因此更注重产品运营，核心发展动力逐步转向人力资源的协调配置，使得这个行业从“技术密集型”变成了“劳动密集型”。

　　在第一阶段，互联网企业普遍相信：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提倡平等、自由等价值观的“工程师文化”，因此，大多数一线企业都以此为核心，建构了相对扁平化的内部组织结构，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方面赋予了员工较多的自主空间。在这种企业文化之下，员工即便需要加班，也可以视工作推进进度等情况自主决定加班的时长与频率。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类劳动者对工作拥有一定自主权的管理模式被称为责任自治，也较少引发员工的不满。

　　然而，进入第二阶段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动力已经发生根本迁移，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逐渐被平台商业模式下的项目产品运营所取代。技术从创新引领到被动响应，作为创新基础的“工程师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工作制度因此显得不再必要。为了实现企业快速占领市场、掌握产业链顶端话语权的发展目标，头部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反而对驱动员工全力投入的管理模式产生了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企业都细化、强化了对员工绩效的考核和对工作时间、工作方式的具体要求。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某企业“厕所门”和“工位监控”等现象，都属于这方面的极端表现。在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不仅员工加班的频率和时长明显增长，原本作为权宜之计与特殊情况的加班，也变成了制度化、常态化的加班。员工失去了选择权和自主空间，最终处在企业的高强度直接控制的管理模式之下。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互联网从业者对“996”的诟病，本质上体现的是行业整体管理模式从责任自治到直接控制的变迁。企业员工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工作的自主支配空间和创新的资源与意愿，工作很难再成为其成就感和意义感的来源，反而基于日益提高的时间和效率要求，成了他们身心健康的严峻威胁。

　　“996”乃至“007”的背后，起到支配性作用的，其实是互联网产业发展模式从“技术创新”到“平台商业”的转换，这种改变导致相关企业日渐偏离“科技改变世界”的原初价值观，转而强调胜者为王、赢家通吃的竞争话语。互联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竞争和效率有所要求固然可以理解，但作为时下最具影响力、正在深刻重塑我们的社会与生活的重要行业，公众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它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发展的理想榜样，为社会和个体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正是因为部分互联网企业的具体做法，与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美好生活和工作的期待背道而驰，与其直接相关的加班话题，才成了当下社会的核心关注之一。今天这些奋斗于互联网行业的年轻人，未必比过去的劳动者承压能力弱，甚至承担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工作重压，而要破解时下的困局，关键还是在于企业一端。(梁萌)

　　我是一名基层公务员，在乡镇上班，也就是大众眼中的“铁饭碗”。经常听人说，还是你们“铁饭碗”好，工作稳定又清闲。不好意思，对这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不可否认，工作稳定是公务员的优势。疫情期间，身边有人暂时没了工作，那时我会自忖，如果是企业员工，是不是将面临失业危机而惶惶不安？

　　乡镇是国家行政区划的基层单位。作为基层公务员，我们工作的显著特征是要和老百姓面对面打交道，解决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另外，不少工作任务来自上级单位，我们要积极贯彻方针政策，保证各种措施平稳落地。

　　刚刚过去的2020年，印象最深的是春节期间，单位同事都没怎么休息，先是工作到腊月二十九，然后大年初一返回单位投入疫情防控。遇到紧急情况，不同职能部门要协同工作，我和同事们要不断接收、执行上级部门指示。

　　为防止人流聚集，单位辖区内设置了交通卡点，我们的人员要投入不同卡点，同时不停上报数据。不说别的，就汇总上报信息这块，就能证明我并不“清闲”。不同的上级对应不同的表，同样的信息要一次次汇总上报，有的表格只是应付检查做无用功。

　　疫情形势稳定后，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那时，我的愿望是任务不要全部堆在一起派下来。结果一会儿收到这个上级的文件，说要汇总全乡镇某部分工作的信息，截至日期是五天之后；紧接着收到那个上级的文件，说是需要提供全乡镇某部分工作的报告，截至日期是两天之后。不同的上级，对应不同的“deadline”，而且要得都很“急”。

　　布置工作，有的上级是下发，有的上级是下发工作提示；有的上级拉了一个QQ群发布指示，有的上级在QQ群之外又建了微信群。天知道我有多少个群。工作忙的时候，我的群消息此起彼伏，跳动着一个又一个的“收到”，直到凌晨渐歇。

　　有管理理论按重要和紧急两个维度，将工作分为四种类型：既紧急又重要、重要但不紧急、紧急但不重要、既不紧急也不重要。想要把时间效度最大化，就要最先完成紧急且重要的工作，然后学会权衡紧急不重要的工作和不重要但紧急的工作。然而，对我和同事来说，眼前的工作都显得“紧急又重要”。其实有的工作紧急吗？有的工作真像说得那么重要吗？

　　上级部门为减轻基层工作负担，便用技术手段来优化工作流程，初衷自然很好。由于用App整合政务，我的手机内存有三分之一，是留给上级部门的各类App和工作照片的。然而，页面不美观、技术优化不够也就算了，很多App的设计其实没有考虑基层实际，有些风风火火用了一阵子便没了影儿，成了僵尸软件。事后想想为这些App付出的精力，觉着遗憾可惜，毕竟加了不少班。

　　到了年底，年终考核开始了，电脑、打印机、手机都很忙。打印机除了打印工作报告，还要打印一摞一摞的照片，因为这是平时开展工作的“印记”。手机除了频繁地联系同事、回复“收到”之外，还要给各种评选投票，关键是投票一般持续十多天，每人每天都要投。

　　忙起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走出校门，我时常感觉没时间思考充电，无比焦虑。不过焦虑着焦虑着，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办公桌前一坐一整天，习惯了体检报告越来越多的项目亮起红灯，习惯了越来越大的肚腩、越来越不稳定的血压。加班或许没有直接威胁生命，但日复一日的加班，尤其很多本不必要的加班，会消磨原本对工作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