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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互联网初诞物语本站　　当下，互联网作为重要的科技力量，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引起了社会生活方式、社交、、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

　　当下，互联网作为重要的科技力量，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引起了社会生活方式、社交、、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

　　然而，可以看到，当下对于互联网商业价值的讨论远远大于互联网的社会价值。“互联网思维”、“大数据营销”等一半机会一半忽悠的商业名词因资本的追逐吸引投机者的眼球。

　　然而，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商业。对于数字乌托邦分子对互联网引起社会变迁所寄予的厚望，以及互联网发展之初不同场域不同力量的角逐，从20世纪80至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中可见一斑。

　　尽管互联网更多地被视为带来和平的中介，它其实是冷战的产物。1968 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了一个计算机网，名为 ARPANET（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新生的“阿帕”网获得了国会批准的 520 万美元的筹备金及两亿美元的项目总预算，是当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 3 倍。

　　起初构想时，这个网络是共享高成本计算机时间的一个方法。后来因为有人提出，网络能促进先进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发展，承受苏联的核攻击。这个项目扩大，促进了重大的公共投资，使网络技术得以发展和扩张。

　　初期互联网的设计受军事目标的主导：创建一个抵御苏联核攻击的计算机网络。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仅有一个集中的军事指挥中心，万一被苏联摧毁，全国的军事指挥将处于瘫痪状态。这一想法造就了权力分散、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系统，它由一个个分散的指挥点组成，点之间的信息由分组交换技术打包发出，根据网络情况，信息包走不同的线路，到达目的地后又重新打包。部分指挥点的摧毁不影响点的工作。

　　另一军事目标是：网络系统要能服务业独特而专门的军事任务。这使得多样化兼容的系统应运而生。这一系统将卫星和无线通信引入互联网，因为卫星和无线通信很适合汽车、轮船和飞机的通信。

　　可见，互联网诞生之初的底层设计被打上了军事目的的烙印，军方和政府的赞助促使公共互联网的长足发展，也阴差阳错地打造出将来广泛用于PC机的去中心化、高兼容性的系统。而公司此时并未发现互联网的商业价值，直到1995年，公共互联网才完成了私有化。

　　在互联网建立初期，计算机科学家与军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部分原因是双方的目的存在交叠：军方需要一个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结构以确保受苏联核攻击时能生存；大学想要接入互联网，让互联网容纳更多的网络，以提高互联网作为研究工具的价值，同时不受一个军事中心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末于70年代初，学生越战的在校园中扩散开，但军方与科学家的协商使得彼此的关系不至于受到的影响。后来在安全问题的优先级方面双方发生了重大分歧，但问题仍然通过协商解决：1983年，互联网分为军用互联网和民用互联网。

　　军方与科学家的互信使得科学家拥有了相当的自主权，结果，科研价值成为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因素。科学家利用网络发表论文、召开会议、在线讨论、同行评价，在大学间利用互联网推动思想合作与科学对话，形成了一套开放合作的惯例。

　　在这一惯例中，互联网协议合作、开放源代码等行为未受商业利益的侵袭，推动了公共互联网的发展。开放、共享成为互联网初创的重要文化传统。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二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美苏冷战局势下，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开始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越战、切·格瓦拉被杀害、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苏联捷克……所有这些，加上失业率增高、贫困阶层扩大的刺激，在战后婴儿潮成为青年的“垮掉的一代”间，反文化运动以反对美国主流传统桎梏为旗帜流行开。嬉皮士、社群主义者、波普艺术、对宏大叙事的质疑、权威的解构，共同搭建出后现代的特征。

　　互联网在普及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这一潮流相撞，并相互交融，塑造了彼此，并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数字乌托邦与赛博文化的风靡。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美国大众眼里，计算机只是冷战中冰冷的机器。然而到90年代互联网时代到来之际，充满理想与反叛精神的反文化主义者希望利用互联网开放、无国界、无性别、无种族、无阶级的特点，推动更加平等、开放、自由的新世界。计算机的隐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它向公众呈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数字乌托邦般的赛博空间。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约翰·佩里·巴罗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pf Cyberspace）。1996年2月8日，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摇滚乐手兼信息技术评论家巴罗看到美国国会通过了《电信法案》以及连带法案《文明通讯法》，后者主要用于限制互联网内容。由于对连带法案可能对言论自由造成的威胁感到愤怒，巴罗起草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这或许是关于网络空间主权最早的论述。然而，在当时美国赛博文化的语境下，“网络空间主权”实际上是“网络世界公民”对“工业世界的政府们”的独立宣告。在巴罗看来，庞大的官僚体系所构筑的国家机器已经过时：

　　“由于数字技术的，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人人皆可平等进入的公平世界。在那里，任何基于种族、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或身份地位的特权或偏见荡然无存。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均可自由表达他们的信仰的世界，不管其信仰有多奇特，也不用担心保持顺从和沉默。

　　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个人言论、身份、迁徙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均不适用。所有的这些概念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而在赛博空间里，不存在物质实体。

　　在这里，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因此，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通过肉体的威压来维持秩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治理将会从伦理、开明的利己，以及公共福利中体现。”

　　在反文化主义者看来，数字技术不再是官僚异化的象征，相反，它成了推翻官僚架构和异化的工具。他们重新构想如何利用计算机推动愿景中的未来，并发挥把互联网从技术精英的工具改造为虚拟共同体的创造力，将其改造为亚文化的游戏场、的代理处。

　　市场是形成互联网的第四股力量。1990年，美方将公共互联网的骨干业务分流出来，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1991年互联网商业开发的禁令被解除，从此，军事因素退出了互联网发展的舞台，市场因素进入。

　　在互联网商业化初期，互联网公司鼓励浏览器和搜索引擎的发展，对用户友好的技术不断开发推广。学术价值、反文化价值、商业价值、公共服务价值相交织，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是正面的。

　　新一代的计算机产业领袖崛起，如Google。他们不拘小节，平民做派，与以往信奉福特主义的科层制大公司大不相同。团队协作、扁平化、丰田主义、小作坊式的公司，在互联网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中诞生。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预言道，互联网式化数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众将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中主动抽取他们想要的东西，而非被动接受媒体巨头自上而下的灌输。定制化服务、长尾市场崛起。“大众媒体铁板一块的帝国正在解体为‘小作坊产业’式的大军”，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产生模糊。在互联网商业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这些预言的确得到了验证。

　　这一时期，互联网的隐喻从“赛博空间”让位于“信息高速公路”。 从名称上看，“信息高速公路”显示了信息流动的快速性、交易的便利性，有非常强烈的商业色彩。与此同时，“高速公路”的象征也暗喻着政府主导的公共设施因而必须对它加以规制、管理、基础建设和商业普及，这一隐喻消去了反叛色彩。

　　互联网的长尾理论告诉我们，互联网是一个“无限长的货架”，它有无穷多的网页资源，能够满足用户一切个性化的需求。然而事实上互联网依然存在头部效应与集中化倾向：排名前7%的美国新闻网站吸引了80%的总流量（卓越新闻研究，2010），“大多数在线新闻的消费者在互联网上浏览，但它们不会逛的太多，而是经常访问二至五个网站”，大多数网站因商业价值过低而濒临荒废。

　　互联网的告诉我们，互联网是推动公共讨论，形成公共领域的利器。然而2013年登“棱镜门事件”却揭露了：互联网依然可以被强权政府用于言论监控，网民随时可能处在隐私被监控的状态。当用户在UGC信息的海洋中漂流时，往往忽视了互联网作为福柯所言“全景敞视监狱”的一面。

　　2010年8月硅谷知名科技杂志《连线》提出一个命题：“万维网已死，互联网永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世界正朝一个趋势转变：由开放式的万维网转向半封闭式的移动互联平台，网民几乎不需要将浏览器作为网络的入口：想象一下你刷手机的时候，手机浏览器打开的频率有多少？即使打开，不依照习惯或浏览器推送，主动输入万维网的http地址的频率有多少？

　　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半封闭化意味着更优质的用户体验，但其中的每一个功能的设置都经过较万维网时代更多的商业考量：譬如，社交媒体以用户不断下拉的“刷”为设计导向、精准推送以迎合用户阅读兴趣为宗旨。这些的根本目标在于投其所好，让用户的注意力在平台多停留一会。却造成了许多如信息茧房、极化、用户受情感而非理性驱动等负面后果，这些在互联网初诞的时候是不曾有的。

　　无论如何，互联网的“纯真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互联网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既要加入人性的考量，避免落入“技术万能”的误区；又要放在时代背景中比较，避免不恰当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是若干股因素相互作用的场域，这一作用在其初诞之际已经浮现。因而回顾互联网初诞之际的理想与忧虑是十分必要的。譬如数字乌托邦中网民平等共享的愿景，以及对于人所受制的因素的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或是高压政府的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