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差异使得不同区域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和途径也有所差异

产业结构差异使得不同区域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和途径也有所差异本站　　为了推动绿色发展，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就不容忽视

　　为了推动绿色发展，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就不容忽视。尤其是全面系统分析绿色发展环境影响因素的构成和机理就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致力于研究各种影响因素(如经济增长、FDI、产业结构、能源消耗和技术创新等)与环境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程度。

　　首先，从发展视角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和环境学界的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关注经济增长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这被认为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存在大量文献广泛讨论经济增长与CO2排放的关系。

　　针对经济增长与CO2排放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支持GrossmanandKrueger的观点，即在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增加，但后来随着收入的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会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而减少。

　　比如Ahmad等使用ARDL和VECM方法研究证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研究了南非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Mirza和Kanwal则证实了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双因果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和脱钩分析模型是这类问题研究的热点。EKC理论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初阶段会刺激环境退化，随着经济的增长，随后又会改善环境质量。由于全球气候变暖，EKC理论的存在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例如，Narayan和Narayan通过研究4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EKC曲线个省份天然气消费相关碳排放水平的面板数据，检验是否存在EKC曲线。

　　Shuai利用EKC理论判断了164个国家以及地区的EKC曲线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符合EKC理论。脱钩分析是另一种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方法，源自物理学，被经合组织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EKC理论，脱钩分析具有计算简单、更容易理解和操作、有效地识别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实时动态关系等优点。

　　很多研究通过脱钩分析探讨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针对中国工业子行业的研究。例如，Hardt等通过脱钩分析方法对1997年至2013年英国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进行了研究，证明了英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已经成功脱钩。

　　对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不能忽略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从以往研究看，FDI对碳排放存在着双向影响，即污染天堂假设和光环效应假设。

　　例如，Ren等基于工业面板数据，通过GMM方法检验了FDI、贸易开放、出口、进口和人均收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证明污染天堂假设的存在。Hao和Liu利用双方程模型探讨FDI、对外贸易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光环效应假设现象的存在。

　　Hoffmann等人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没有因果关系。Tamazian等研究了金砖国家CO2排放与FDI的关系，发现FDI对CO2排放具有积极影响。Lee和Brahmasrene发现，欧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

　　Omri等研究了全球54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证明，除欧洲和北亚外，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些研究表明现实情况比预想的更复杂。

　　因此，现有的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FDI活动可能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具体到个别国家，则情况有可能相反。Grossman和Krueger认为规模、成分和技术效应使外国直接投资与污染之间的关系更难分析。规模效应是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可以扩大东道国的经济活动。

　　如果这种活动保持不变，污染排放必然增加。技术效果有助于减少排放，提高环境质量。外国公司可以转让更清洁的现代技术，技术转让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排放。结构效应既有积极的环境影响，也有消极的环境影响。

　　其次，从结构视角的文献来看，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巨大，使得不同区域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和途径也有所差异。苏利阳等从工业发展的角度去分析绿色发展的内涵，指出在促进工业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同时，需要走“低碳、节约、环保”的发展方式。

　　基于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政策支撑力三个层面，李琳和楚紫穗构建了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研究发现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产业绿色增长效率和产业增长潜力方向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处于优势位置。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与特点也对绿色发展的实践及政策制定有着重要影响。

　　例如，绿色矿业规范的制定对推动矿业的绿色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不同的矿山，其战略价值与实际情况有着重大差异。矿业的绿色发展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建立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

　　关于钢铁工业的绿色发展，赵君和郭尚文指出产能过剩是实现环境保护和钢铁工业绿色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淘汰落后产能与提升创新能力。

　　国际能源署、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些国家以及很多学者都认为能源效率是减少能耗和碳排放的有效战略，而有其他学者则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这就是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能源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能源使用和服务的有效价格，这可能增加对能源和其服务的需求，导致总排放量的增加。

　　例如，Wang和Wei基于DEA方法评估了中国的能源和排放效率，衡量了其节能减排潜力。Yao等从区域角度探讨了碳排放效率、能源效以及减排潜力，发现中国各地区在碳排放效率与能源效率间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

　　Lin和Zhao基于Morishima替代弹性模型，通过非对称能源价格、跨对数成本函数等方法，建立衡量我国纺织业反弹效应的研究框架。

　　结果表明，提高能效并不是中国纺织业实现节能减排的唯一途径。Zhang等基于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指数分解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工业部门的能源反弹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产业确实存在能源反弹效应，且工业产业和制造业的能源反弹效应随时间呈整体下降趋势。

　　对比以上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FDI和能源强度关系的分析仍然缺乏，使得目前独立的研究制造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FDI和能源强度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有效全面的分析，以弥补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与中国经济发展、FDI和能源强度关系的研究空白，努力在行业层面上丰富我国的低碳经济研究成果。

　　为此，采用2000-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和能源强度在不同的制造业碳排放水平下和不同区域下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同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碳排放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碳排放具有积极影响，且高排放省份的经济增长对其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越高；

　　而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碳排放的影响是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高排放省份影响更为显著，并且支持在我国制造业存在污染天堂假说，而不存在光环效应假说。

　　此外，能源强度的减少对于碳排放的减少并未产生积极的作用，高排放省份的能源强度对其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越高，说明我国制造业存在能源回弹效应。最后，证实了中国制造业存在巨大的减排空间。

　　另外，绿色发展实践的关键之一在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能源结构中包含了不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两大类别。绿色发展不仅需要提高像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还要大力推广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优化能源结构。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迅速，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并且能源消费增长迅速。

　　但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对新能源的研发和利用程度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能源利用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能源利用水平的提升，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利用，使其相辅相成，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