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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工业时代城市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快节奏与高压力的环境张力，休闲短缺已构成了威胁中国超大城市市民生存品质的普遍危机

　　后工业时代城市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快节奏与高压力的环境张力，休闲短缺已构成了威胁中国超大城市市民生存品质的普遍危机。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审视中国的休闲短缺问题，以北京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人均GDP已经远超国际经验中“城市休闲化”的门槛窗口，但是根据调查数据，中国超大城市休闲化的时代还远未到来，甚至在过去的十年中，城镇居民的休闲时间更加严重地被工作时间挤占。研究基于2019年结合年度城市体检开展的北京居民健康调查，关注“上班族”这一特定群体，对其闲暇时间机会、职场健康危机、休闲活动偏好等特征进行了综合透视，并运用尺度分析刻画其休闲机会与健康关联结构。提出普遍性的休闲短缺对于城市公共健康是一项“灰犀牛”式的潜在风险，应该在健康与包容的城市规划理念中加以重视和规避，通过空间与设施的供给、理念与共识的回归、场所与机会的打造激发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与健康机遇。

　　现代城市生活以“快节奏、高效率、信息密集、流动频繁”为特征，形成一种普遍的环境张力，促使都市人的时间分配更多向工作和通勤倾斜，其代价是对休闲、家庭、社交时间的争夺和挤占。根据《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17-2018）》统计，我国城镇居民的休闲时间由2012年的1774小时减少到2017年的1407小时，原因之一便是工作时间挤占了休闲时间，当下休闲短缺已构成了威胁中国超大城市市民生存品质的普遍危机。

　　“城市带来的集中和效率最终会解放人还是束缚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技术进步带动生产效率跃迁，商品经济丰富物质生活水平，这些城市化红利无不指向劳动者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但另一面，城市现代化带来生活成本和通勤成本上升，竞争性环境激发普遍压力，劳动者迫于生存权而与工作深度，劳动与休闲博弈加剧。而最新的趋势是，在通信软件、移动互联网、远程办公等技术利器加持下，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深度交融，城市上班族的工作与休闲界限日益模糊。

　　不论都市生活现代化的究极形态会带来更自由还是更忙碌的市民悠闲的岛主逍遥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休闲是人从劳动状态解放和抽离出来的唯一路径，对于都市人舒缓和调节压力、免于身心劳损、积蓄和释放体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健康城市的视角来看，有必要审视当前中国超大城市上班族的休闲短缺问题，并将其作为公共健康的一类潜在危机加以重视。

　　“Leisure Constraints”（休闲限制）概念最早由[1]Crawford、Jackson和Godbey于1991年提出，是指影响人休闲行为和休闲意愿的各种因素的集合，分为结构性因素需要一个生活的网名、个人限制因素和人际限制因素三类（表1-1）。其中，工作时间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而与超时劳动相关联的压力、抑郁、焦虑等状态也属于个人限制因素之一，除此之外，可能制约休闲偏好和休闲行为的因素还包括整个社会作为参照群体对休闲活动的态度等。

　　休闲限制模型提出以来，国外学界围绕“休闲限制”开展的研究多数基于社会包容的视角，将休闲视作基本权利和平等机会，研究重点是各类休闲限制因素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差异，研究对象涵盖了残疾人群体、女性群体、移民群体和青少年群体等。

　　一类是市民休闲方式和行为研究，研究视域涉及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等。例如秦学[2]对广州市民休闲生活的问卷调查和需求分析，归云斐[3]根据上海市民游憩需求偏好展开调查展开的分析和评估，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研究中心2006年[4]到2016年[5]持续开展的北京市民开展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楼嘉军[6]对成都休闲城市演变历程的梳理等。

　　第二类关注不同人群休闲特征，多从休闲消费、休闲旅游、休闲体育等视角出发，如王涛[7]对广州、深圳中青年劳动者群体的休闲体育参与情况的调查，戴建辉[8]针对广州白领群体的休闲体育情况活动特征开展的调研；近年来开始有一些规划领域学者关注到弱势群体的休闲特征，如杨丹、张西林[9]对广州市进城务工人员休闲限制情况的研究，齐兰兰[10]对广州市不同阶层居民休闲活动时空集聚特征的分析，等等。

　　第三类关注城市休闲空间和休闲设施服务的供给，也是规划视角下最为普遍和常见的研究领域。《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分类与要求（GB/T31171-2014）》界定了“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包含综合型公共休闲空间（中央休闲区、公园、城市广场、休闲商业区、滨水休闲区、社区休闲中心）和专项公共休闲空间（运动场馆、文化场馆、休闲步道、自行车道悠闲的岛主逍遥生活、特色市场、青少年活动中心、休闲水域、特殊公共场所）两大类需要一个生活的网名，对此国内学者多围绕公共开放空间布局优化[11]、公共休闲服务设施供给优化[12]等视角开展针对具体城市的实施导向性研究健康休闲产业。

　　整体来看，城市规划视角下的休闲研究多关注休闲活动、人群、空间的规律性互动，很少追踪当前大城市工作和休闲矛盾不断扩大的社会新现象，对于上班族休闲短缺问题没有建立充足的研究聚焦。

　　对于来自职场的健康危机最早也最著名的调查是英国开展的两期白厅研究（Whitehall Study and Whitehall Study II），这一研究对7000名在白厅工作的“英国公务员”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跟踪观察渔民生活现状，记录他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和工作体验，从而和他们的健康状况做出相应的联系悠闲的岛主逍遥生活。白厅研究通过公务员健康调查证实职场工作状态与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相关性，超时劳动、工作压力、岗位所能获得的支持、自身能力和信心、生活满意度等与工作有关的“可控感”对健康存在潜在影响[13]。

　　近年来，996工作制、过劳死、职业病等现象屡屡被曝光，已成为工作与休闲冲突的最显性表达。2019年3月底，由中国程序员在GitHub平台上发起996.ICU倡议，代表中国众多的IT从业者过度劳累的工作制。这一民间倡议得到了数千人支持，发起了“996”公司黑名单和“955”公司白名单匿名投票列表，旨在让更多的人逃离996加入955。截至 2020年4月14日，共218家企业被列入996工作制黑名单，包含阿里巴巴、京东、腾讯、华为悠闲的岛主逍遥生活、小米等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其中位于北京市的企业机构共56家。

　　外媒早在多年前就注意到中国的勤奋。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13年中国农民工日均工作8.8小时，近85%每周工作44小时以上。2015年10月英国《卫报》刊登了题为《中国人工作有多努力？》的文章，称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2000至2200小时，在当年全球各国劳动时间排名中仅次于墨西哥。

　　经合组织（OECD）长期跟踪调查36个成员国年度平均工作时长，根据2018年最新调查结果，墨西哥以年度平均工作时长2148小时排名第一，但这一统计不包含中国。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同年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0小时，若按照52周折算，并扣除13天法定假期健康休闲产业，相当于年工作时长2272小时，超过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OECD所有成员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律明确规定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渔民生活现状，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按照统计数据，国人普遍存在超时劳动现象。2019年全年各月度周平均工作时间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3小时不等。即便是在2020年2月，受新冠肺炎影响，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降为40.2小时，这一水平仍然相当于OECD成员国中的前3名。

　　对于“汗水型经济”的解释，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阶段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特征之外，不应忽视几个关键的结构性问题（王宁[14]，2013），首先是全球化的价值链分配，中国劳工阶层承担了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其次是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工作时间延长；第三是城市生活成本的飙升与居民收入水平脱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升高，倒逼劳动者增加劳动投入。

　　研究认为一个城市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阶段以后将进入一个在城市基础环境、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相继形成休闲化特点的发展时期[15]，2018年北京人均GDP超过14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2万美元，已经远超“城市休闲化”的门槛窗口，但是根据调查数据，休闲化的时代还远未到来。

　　根据打车APP“滴滴出行”发布的《2017版全国加班报告》，北京是有统计数字的中国城市中加班最为严重的，排名2-5位分别是上海、广州、深圳、杭州。作为“最爱加班”城市，北京的互联网行业是加班的重灾区，主要年龄段集中在80后和90后，男女相对均衡健康休闲产业，而加班集中地排行第一的区域是北京中关村-西二旗一带。

　　而北京人之所以这么拼，与超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不无关系。根据瑞银集团2018年《价格与收入》调查报告，北京在全世界77个主要城市中物价水平排名46，但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排名62，物价与收入脱节明显。通过与同为东亚首都城市的东京对比也能发现，东京的物价水平相当于北京的1.5倍，但是收入水平几乎达到北京的4倍。说明北京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城市生活成本提升，劳动回报率却没有相应提高，这一背景下北京上班族普遍选择增加劳动投入以获取边际收益，为城市埋下劳动生产内卷化的危机。

　　2019年4月到6月，结合年度城市体检工作，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中科院地理所组织联合开展全市“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问卷调查及重点社区“居民健康与亚健康情况”问卷调查工作，共回收有效问卷10705份，覆盖了6416名“上班族”。

　　以总样本结构为参照，可以发现“上班族”人群整体特征表现为相对年轻化、外来化、高学历。具体来看，调查所覆盖的上班族年龄主要集中在20-59岁，性别上男性偏多，外地户籍和新北京人相对偏多，在受访人群中学历相对较高，而家庭收入结构与总样本基本无差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休闲时间短缺是北京上班族的显著特征。受访群体中，约一半的市民表示平时除工作和家务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需要一个生活的网名需要一个生活的网名，而在上班族中，这一比例高达70%，也就是说，七成上班族平时几乎没有闲暇时间，而其中近三成连周末也没有闲暇。

　　为探究影响上班族休闲机会的个人因素，以“是否有休闲时间”作为因变量，年龄、性别、学历、户籍、家庭总收入、是否独居、是否有父母在身边、是否需抚育未成年子女8个代表个人属性和家庭属性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学历、收入、户籍、是否独居5个变量显著地影响上班族休闲机会，年轻、低学历、低收入、外地户口、非独居（有家务负担）的上班族更容易丧失休闲机会。

　　（1）超时劳动严重：北京上班族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6.2小时，三分之一以上每周工作时长超过40小时，近十分之一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达到“九九六”的生活节奏。

　　（2）工作挤占生活：23%的上班族平时工作超过8小时，存在日常加班加点现象；29%的上班族每周工作超过5天，存在周末加班现象。

　　（3）通勤时间过长：平均单程通勤时长34.17分钟，每日工作和通勤两项总计平均花费9.6小时，并有36%的上班族每日工作和通勤总时长超过10小时。

　　（4）久坐情况普遍：接近80%的上班族每天连续坐着的时间超过1小时，30%以上上班族甚至超过3小时。

　　选取周平均工作时长、每天工作时长、每周工作天数、单程通勤时间、工作时连续坐着时长5个标志性指标，从中5类识别休闲短缺的高危群体：（1）“九九六”人群，一周平均工作时长超过60小时，在受访上班族中占16%；（2）日常加点群体，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在受访上班族中占23%；（3）周末加班群体，每周工作天数超过5天，在受访上班族中占29%；（4）过长通勤群体，单程通勤时长超过40分钟，在受访上班族中占27%；（5）久坐入定群体悠闲的岛主逍遥生活，每天连续坐着的时间超过3小时，在受访上班族中占32%。

　　以“特征商大于1”为辨别标准，发现：（1）健康高危人群的主力年龄段集中在90后和80后，其中90后是996、周末加班、日常加点的绝对主力，80后的过长通勤和久坐问题更为突出。（2）健康高危人群的主力收入层较为分散，996群体、日常和周末加班群体中的最低收入层（家庭年收入10万以下）和最高收入层（家庭年收入50万以上）占比均偏高，而长时通勤和久坐突出的人群里中产阶级占比较高。（3）健康高危人群的主力知识层同样较为分散，996和周末加班群体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明显偏多，日常加班群体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显著偏多，而长时通勤和久坐群体中占比较高的是中高学历，且学历越高，问题越突出。

　　根据闲暇时主要从事的活动统计来判别上班族的休闲活动偏好，与总样本相对照，上班族的休闲偏好特点体现为体育锻炼意愿偏低、旅游游玩意愿更高、宅文化更加盛行。

　　高收入阶层有着和高学历阶层类似的高社交偏好，中产阶级的逛街购物需求较高，低收入阶层中“宅文化”相对更流行。

　　普遍性的休闲短缺是一种群体压力的体现，给个人带来令人不适的日常体验，对城市构成潜在的公共健康风险。这种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往往是度的，为了甄别休闲机会相关变量与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的关联关系，选取3个健康水平变量和6个休闲机会变量，组成观测指标表。

　　由于健康水平的决定因素复杂，休闲机会对于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微弱，难以直接用多元回归等常用数理分析方法测度渔民生活现状。在此引入基于相关系数矩阵的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简称MDS）健康休闲产业，该方法是一种降维分析法，能够将变量之间的相似程度（相关系数）直观地转换为二维欧式空间上的相对距离。在MDS-map中，点代表变量，距离体现各个点之间的联动关系，通过各个点的位置和密集情况可以还原整个变量关系网络的基础结构。

　　工作状态变量可分为两组，以工作时长为特征的三个变量彼此高度相关，对心理健康（幸福感）的影响最为直接，而久坐和通勤过长两个变量，相对而言对身体健康（BMI）的影响更为直接；

　　综上，可将北京上班族休闲机会与健康的关联结构绘制如下，从中可看出，超负荷工作、不良工作状态、闲暇时间短缺三个关键性节点在不同的路径中影响着居民身心健康，构成对都市上班族健康状态的潜在威胁。

　　在城市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城市现代性的最终体现是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城市建设者和使用者中的大多数，都市上班族所面临的休闲短缺是一项沉默的危机，是城市公共健康中习以为常的“灰犀牛”式风险，是健康与包容导向下的城市规划不能继续回避的潜在问题。

　　从职责而言，城市管理者应为市民保障休闲权利和休闲机会，而规划师应为市民配置休闲空间和休闲服务设施。未来可以重点提升的方向包括：（1）回归更全面的“包容城市”和“健康公平”理念，不遗漏任何人的福祉，不论是少数群体、弱势群体，还是沉默的大多数群体。（2）从需求出发致力于城市休闲空间的打造，将高品质的公共空间设计融入城市功能体系，既能够吸引运动、交往、游憩等属于闲暇时段的休闲型体力活动，也纳入通勤、购物、会面等日常必要性体力活动，使健康活动与城市生活的基本行动链联系更为紧密。（3）提供灵活布局的休闲服务设施，改变完全围绕居住区配套的传统技术路径，结合办公写字楼区、商业中心、公共建筑等都市就业空间布局休闲服务设施，如小花园、漫步道、健身设施、座椅、直饮水等，增加工作日的白天利用碎片化时间活动的机会。（4）重视城市中的线性空间设计，营造连续的绿色开放空间与慢行交通系统，连接住区与功能性目的地如地铁、公交站、学校、办公楼等，将通勤等必要性体力活动纳入绿色开放空间中。（5）树立积极正面的休闲伦理观，各行各业都有责任秉承健康工作的理念，承认健康需要一个生活的网名、休闲、慢节奏城市生活的社会公共价值，适应休闲化的城市性格和环境土壤。

　　[4] 王琪延. 从时间分配看北京人20年生活的变迁——基于2006年北京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的统计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5):24-28.

　　[7] 王涛. 城市中青年休闲体育生活方式论析--以广州、深圳为例[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期):53-58.

　　[10] 齐兰兰, 周素红. 广州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家外休闲行为时空间特征[J]. 地域研究与开发(5):59-65.

　　[11] 黄建云, 李杰, 王燕霞.基于休闲活动视角的上海市公共开放空间布局探索[J]. 上海城市规划, 000(1):15-19.

　　[12] 华春媛. 杭州公共休闲服务体系建设初探——以政府供给为视角[J]. 经济研究导刊, 000(23):228-229.

　　[15] 楼嘉军，杨勇，李丽梅. 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 2013)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201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