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猝死是所有人的事”

即便是小学生，也需要接受急救知识的普及。 （受访者供图/图）

目前公众急救效果并不理想，“九成猝死都发生在医院外”。北京急救中心医疗培训中心主任陈志认为，目前国内院前急救医疗体系发展不够完善，面对猝死，公众的急救能力不足，需要加强社会急救体系的培训。

2019年11月27日，35岁台湾演员高以翔在参加综艺节目录制过程中猝然倒地，经三小时抢救，最终宣布“心源性猝死”。

而在前一天，11月26日，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陈义平进入电梯后突然晕倒，经急救人员、专家、医院多方施救后，仍不幸去世。

同日，32岁的福建将乐县公安局安仁派出所所长王声震，在警务技能训练的跑步冲刺中倒下。

“猝死”的消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猝死的原因多数是突发心脏病，导致心搏骤停。心搏骤停后的救治更依赖于在场人士的急救能力，因为通常倒地后的4分钟是公认心搏骤停、心脏性猝死的最佳抢救时间，在场人士若有能力进行有效急救，将极大地提高患者生存率。

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北京急救医疗培训中心主任陈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救护车到来前的时间里，公众需要自己开展急救。”

但目前，公众急救效果并不理想。“九成猝死都发生在医院外。公认的数据是，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急救成功率只有1%-2%。”陈志认为，目前国内院前急救医疗体系发展不够完善，面对猝死，公众的急救能力不足，需要加强社会急救体系的培训。

深圳地铁1号线高新园站内安放的AED设备。 （汪徐秋林/图）

救护车到来前，需要社会救助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我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SCD）人数估计为54.4万人。

陈志介绍，猝死容易出现在三类人群中：慢性病控制不良群体，如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病症；“过度劳累”人群，因为疲劳、睡眠不足、压力大都会容易诱发心脏疾病；喜欢从事马拉松等极限运动的非专业人士，体能要求高，但训练不系统不科学，在剧烈运动时容易出现意外。

一旦出现晕倒，拨打120仍然是在医院外获得专业急救的最主要方式。但陈志发现，各个国家地区，急救车到达现场的响应能力和响应时间并不相同，“美国西雅图平均时间是6分钟，芝加哥平均时间是8分钟，香港平均时间是12分钟，北京是17-18分钟”。

“院前急救属于政府责任，但救护车来到之前的空白，应该由社会上的第一目击者来填补。”陈志强调，“不能干等救护车，首先要评估现场情况，进行及时救治，由第一目击者成为第一响应人。”

陈志把急救的时间段划分为“钻石”“铂金”“黄金”三个层级：

倒地后4分钟即“钻石4分钟”，心脏骤停4到6分钟后，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地死亡，有专家统计，面对心脏骤停的患者，每延迟急救1分钟，成功率便下降10%。因此，必须及时介入，进行心肺复苏和自动除颤。

“铂金20分钟”，我国城市120平均响应时间在20分钟左右，在此期间第一目击者要为患者进行及时正确的现场急救措施。

“黄金时段”，不同急病有不同的最佳救治时间。例如“心梗一般两小时，脑梗是4.5小时，其他创伤、中毒等症状的黄金时段各不相同，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去争取”，陈志说，“该决策要立刻决策，该签字要马上签字”。

而对于心脏骤停，更重要的是第一响应人的救治方法：徒手心肺复苏（包括胸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配合使用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早期实施，可以大大提高抢救成功率。

缺失的设备

今年上海马拉松赛事里，第一反应的志愿者们为倒地的人员实施急救。 （受访者供图/图）

近年来，大众参与马拉松比赛形成热潮，猝死事件在马拉松比赛中不断出现，让“安全跑完马拉松”成为公众关注焦点。AED作为一个便携式、易操作、专为现场急救设计的急救设备，逐渐被更多人所了解，成为各赛事组委会“标配”。2019北京马拉松赛中，组委会就配备了50台AED，以供参赛跑者的急救之需。

在急救中，心肺复苏的作用是代替心脏搏动，输送血液，但若要使患者心脏恢复正常跳动，唯一的方式是使用电击。而AED的特点在于易操作，只要开启电源，将贴片贴在病人身上，就能产生电击。

但AED设备目前在国内普及率相当低，甚至有观点认为，AED不仅是医疗仪器，更是一种需要普及的有效急救新观念。

高以翔倒地后有人计算，据节目录制地点最近的AED设备在700米外，如要取回，耗时约为8分钟。

急救培训机构“第一反应”开发的微信小程序“救命地图”显示了全国除医院外公共场所配备AED的情况。这些数据由“公开数据+企业提供+个人发现”形成。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目前AED装配在中国多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城市，但城市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上海和深圳数量最多，铺设了上千台，但在广州仅有35台，在重庆仅有12台，而诸如三亚、桂林等旅游城市，数量为零。

“第一反应”CEO陆乐在几年前曾对媒体说，美国平均每两百个人就有一台，在日本每一百个人有一台，“而在中国，差不多接近一百万人才会有一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阜外医院主任医师敖虎山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向公众呼吁普及心肺复苏培训。2018年，他拍着带来的AED说，“尤其要学会除颤仪，这是救命神器，能显著提高生命救治率。”

但AED的推广使用还存在一个瓶颈问题。属于医疗器械的AED，是不是必须由执业医师实施？

“这是一个误解。”陈志认为，“国家虽然对AED施行‘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但同时也明确经过培训的非医疗人员，也就是普通公众都可以使用。”

2016年11月，上海市率先允许并鼓励经过培训的非医务人员使用AED对心脏骤停病人进行紧急现场救护，同时明确，即使紧急现场救助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也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是国内首个突破。”“第一反应”首席战略官陆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近年上海和深圳的AED设备装配数量经过多方的呼吁推动，均有所提升。据Economist旗下研究机构EIU估算，上海AED设备已达到6台/10万人，EIU同时认为，若通过加强立法和公众教育培训，这一数字在五年内能够达到30-40台/10万人。

“第一反应”近些年承担了上海、成都、深圳等地马拉松赛事的安全保障和应急救援，并成功援救了数位倒地的参赛者。陆俊认为，目前公众对急救的意识依然不足。以AED装配为例，“如果马拉松赛事需要，那健身房也需要。但其实在国内更多运动领域中，AED依然缺失”。

陈志提醒，其实医院也需要配置AED，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医护人员都熟悉专业的手动除颤器。同时这些专业设备一般配置在医院急诊科、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手术室等地，如果在医院公共区域出现了心搏骤停，并不能及时赶到。“医院公共区域都是就医人群，是发生猝死最高风险的区域之一。配置AED是医院医疗安全的重要措施。目前，北京急救中心已配合北京医管中心制订了医院内配置AED方案，在医管中心要求下北京市市属医院都已配置了AED。”陈志说。

待完善的社会互助急救网

与设备同时缺失的，还有救护相关知识的欠缺。

2019年1月20日，中国医院协会急救中心（站）管理分会向社会建议，将每年1月20日设立为“国家急救日”，呼吁加强社会急救能力建设，开展急救知识及技能培训，在公共场所配置急救包、AED等急救设备，提高全社会自救、互救能力。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张文中认为，提高社会急救能力，要让公众敢救、会救和能救，“敢救要有法律保障；会救是基础，要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和技能；能救要有一定的设备保障，将人救活”。

但目前，急救领域的公众普及各方面都有所缺失。陈志发现，公众的参与度现在变高了，但急救知识的基础仍然薄弱。“急救需要拿出专门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研究。现实生活中，大家有掌握知识技能的意愿，但更多是耳闻，缺乏系统培训。”

“与国外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目前我国CPR（徒手心肺复苏）成功率极低，主要原因是对CPR科学和技能培训欠缺，CPR知识公众普及不足，缺乏第一目击者对患者及时救治以及专业人员缺乏科学、系统的CPR知识和技能。”《2018中国心肺复苏培训专家共识》这样写道。

陈志介绍，有人倒地时，急救需要经过评、查、呼、救四个步骤，即评估环境，确保急救在安全环境下进行；查生命体征，是否还有意识、呼吸，心脏是否跳动；呼叫周围人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在等候急救车期间对患者进行正确的评估和处置。

这四个步骤以及AED的使用，都需要相应培训。目前，公众想要获取系统急救技能，除了参加红十字会和医院组织的急救培训，还能考取美国心脏协会（AHA）认证的急救证书。

对“第一反应”志愿者来说，每场马拉松比赛开始前，他们都需要重温急救技能，主要是为了避免忘记，“因为急救时间，每一秒都很重要。”陆俊说。

近年来，“第一反应”加强了与商办写字楼、住宅小区之间的合作。“在深圳，我们就和地产公司开展合作，给他们的员工培训急救技能，同时也在楼盘中安放AED设备。”陆俊认为，社会互助急救体系统急需建立，他们也在参与编制急救网络。

2019年，广州市人大代表林纯提出建议，希望将心肺复苏急救技术作为一门必修课，普及到广州的中学技校大学。“建议”最后写道，“教育工作者要教会孩子学会珍惜生命，掌握这一简单的求生本领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记者截稿前获悉，11月29日，北京地铁2号线和平门站，一名男性乘客心脏病突发，倒地后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而在11月30日中午由上海虹桥开往温州南的G7511次列车上，一位拥有急救证的乘客为另一位倒地的乘客做了心肺复苏。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