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课后班2016年10月3日
到了2015年，老师办班的现象越发隐蔽，打击的重点转移到“在职教师介绍生源”上。为了取得更好的打击效果，当地教育局准备联合、工商等多部门治理社会上违规办班的现象。该工作方案已于两个月前确定下来，拟2015年7月开始执行。
同属社会力量办班的在榆树二小附近开了个课后班，她不得不与老师“合作”。除了支付正常的房屋水电费用，还有笔额外支出按照每生每月40元给老师提成，这笔钱类似于“费”，“”自己的生源不被办班的老师挖走。
通常，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查处老师办班，但现实中，查处情况并不理想。
五年前，榆树市实验高中有三名教师因办班被查处；如今，这一现象并未根治，多位实验高中学生称，“依旧有老师在办班”。一高二学生说，老师办班大多是在周六日补课，8节课300元。和他一同补课的仍有20个同学。
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里22个住宿生多来自农村。该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张树林说，榆树是产粮大县，农民多出去打工，据统计，2014年榆树劳务输出约40万人。每年留守儿童约10万人次，这些孩子需要人来监管。于是，课后班、长托班顺势疯长。
据第七小学附近多位居民介绍，一位王姓老师在学校东侧租了两间民房办起了长托班，有约30个第七小学学生。民房离学校仅一之隔，进屋银色门常常处于关闭状态。院内有一墙隔开男女学生两个生活空间，屋内摆着十来个上下铺。一妇女说，要进长托班，得缴2000元。这种长托班，除了学习，还安排寄宿。经该小学多名学生，这个长托班为王老师所办。
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科坦承，老师办班的一个强大动因是利益驱动。
课后班分两类，即在职老师办班和社会力量办班。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校门口的小队伍中通常包含这两种，分辨要领在于，社会力量办班的学生由于来自不同年级，学生个子高矮不一，由于各个年级放学早晚不同，多是分批接送，学生数量因此不集中；而老师办班的学生队伍由于多是来自同一班，其身高较为统一，数量较集中，一队有二三十人。
榆树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老师说，“学校有位老师，办班前月工资两千多，还有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办班两年，不仅还清了房贷，还买了辆二十多万的车。”
赵的课后班离四小仅一街之隔，开班7年，如今班里的人数有42人，为历史最高。这份成绩源于与老师合作。对老师介绍过来的学生，赵会给一定提成，但他不愿透露具体金额。
2014年，教育部联合五部委发文，课堂内容课外补、学校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生有偿补课等行为。
老师办班多隐身于民居。在培英小学旁的新东方家园，有居民抱怨课后班的孩子太吵闹，小区楼道墙上被乱写乱画。
“接送班”“长托班”“班”名目繁多的课后班挂牌营业，遍布学校四周。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社会力量所办课后班约有七十多个。这只是数字，更多课后班甚至连招牌都不敢挂。
相比社会办班，老师办的课后班有天然优势，家长对老师的班也更有信任感。
在招揽生源时，多数办班老师采取暗示的方法，家长也能心领神会。“现在学校老师多是跟班走，一跟就是三年或六年，得罪不起。”培英小学一家长说，起初她家孩子没补课，有段时间回家抱怨老师总不提问他，也不表扬他。“孩子上学需要鼓励，你一鼓励，他劲头才足。”后来该家长找老师报了班，孩子在课上屡获表扬。
榆树市培英小学附近街道上课后班林立，而更多的课后班则隐藏在学校周边民居中。（南方周末记者/图）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榆树市市区内的第四小学（以下简称“四小”）、培英小学、实验小学、榆树二小、第七小学等均出现这样的景象放学的学生分散成数支小队，待人数齐整，由一两位时常戴着口罩的成年人领着，学校旁或明或暗的课后班。
同一年，榆树市教育局就在职老师有偿补课开展专项治理。2015年3月，榆树市教育局局长在全市中小学校长会议上表示，要重点纠正教师违规办班补课、非法招收住宿生等为师不德问题。
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2012-2014年共查处教师乱办班、非法招收住宿生案件16起，对违纪老师处以“交流到农村学校”（17人）、“行政”（16人）、“行政记过”（15人）、“辞退”（2人）等。
参加课后班的不止唐小英一人。通常，学生由教室列队而出，在校门外排成新的队列，准备再次走进校园外的“教室”。
高收入的另一面，是经济上的低成本投入。自2008年开始办班的赵仁说，“办班不难，租间民房雇俩人，每人月工资一千多元，一人负责接送，一人负责。”按照榆树的租房行情，租一间90平米的房子年租金一万元左右。
要求化名的社会力量办班者赵仁说，在老师办班日益隐蔽的情况下，虽然孩子因老师而获得进步的成效并不明显，但家长依然心甘情愿。
史岩是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的一员。他指着手上的伤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次检查过程中，一名高中学生抡起一把椅子向他砸了过来，正好砸到了他的手。对于教育部门的正常查处工作，该学生很生气，“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学习？”这件事也让当地教育局有关人士对课后班有了新的认识教师办班补课有其强烈的社会需求。
在采访过程中，南方周末记者听到多人多次提到“榆树城市小”的说法。赵仁担心，在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整治老师办班的行动效果会大打折扣。
榆树实验高中有三名老师办班，把28个学生塞进了10平方米的房间里，补习十天收费约25万元。不过，这三名老师后被教育主管部门处分。
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距离学校不足百米，约80平米大小的房间坐着50多个跟她一样来补习的学生。这种课后班由老师操办，主要是照顾学生下午放学后业。
榆树市实验中学高二学生李树便是教师补课的支持者。除了周日，他也参加了寒假补课。他家并不富裕，父母月工资加起来共4000元，一家人挤住在平房里，为了他上学，至今还没购置新房。在李树看来，高考是鱼跃龙门的好机会，而补课是前期必要的投资。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曾考虑过价格更为低廉的社会力量办的班。权衡后，还是去了老师那里。在周兰看来，调座位、评优秀、选班干部，甚至课上提问和批改作业都是老师的“来源”。“现在老师办班，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周兰说。
春认同老师办班有其社会需求，但在办的过程中，一味发展班的人数就变了味。
2011年以前，教师办班多是以周六日补课、假期补习的方式呈现。这一状况在2009年尤为突出。黑班和黑车、黑彩一并被列入“三黑”，写进当年榆树市市工作报告。之后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到2011年，新的苗头蹿了出来，当地教育局将打击的重点放在违规招收长托生。可在查办过程中，教育部门因没有执法权，常陷入入门难的尴尬。“有时到了门口，进不去，只能搬个板凳，在门口等着。”春说。
“到时想把这股风气完全打掉。”榆树市教育局党委副李晓禹说。
每天放学，省榆树市第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榆树二小”）五年级学生唐小英都是先出教室，再进老师办的课后班。这已是第三个年头。
2012年的一天，发现学生来了不久便转走。经打听，得知去了老师所办的课后班。说起此，无奈又，“老师只要说一句你家孩子最近学习状态不好，给你推荐家靠谱的补习班，一般的家长便会把孩子转走。”
对于考试压力相对较小的小学来讲，老师办班也给家长提供了便利。
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之下，老师办班变成一件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这种需求随年级的增加而愈发强烈。
在培英小学和榆树二小，南方周末记者各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家长，除了少数不清楚，其他家长均老师办班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有家长直言，课后班已是公开的秘密。
（应受访者要求，唐小英、周兰、赵仁、、刘云、李同、李树为化名）
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14中国基础教育》教育行业篇内容，“中国课外市场规模已达到惊人的6502亿元人民币”。
现居的刘云，2012年曾在榆树市开办一家外语培训班，两年多还是关了门。他说，关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给老师的提成稀释了利润。
和李树拥有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史岩记得2014年上千高三家长围堵教育局。事情的起因是，榆树市教育局从当年开始高三补课，而在此之前，高三并不在之列。在及周边省市仍有地方可以补课时，家长们：“为什么我们补不了？”史岩回忆道，“那天（教育局）楼里站满了人，连去卫生间都困难。”
除“堵”之外，张树林亦“疏”。如今，当地教育局已经开展的疏理措施包括开通校车和建立寄宿制初中。张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农村学生的稳定，侧面帮助解决老师办班的暗流。但打击之余，如何满足老师办班背后的社会需求，将是今后工作必须考虑的重点。
以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为例，住宿生每学期2000元，接送生每人每月500元。班上有22名住宿生和30名接送生，该老师一年课外收入约23万元。而他一年的工资收入，还不到办班收入的1/5。
该教育局一工作人员介绍，近些年该局一直没有放弃纠正老师课后班问题。虽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倡举报，但学生家长对此心有。
矫正课后班，仅让老师收手还行不通。
培英小学一知情老师，2013年，该校两位教师因办班争抢生源而。
2010年，时任榆树市教育局局长李申利曾，“个别教师课后办班，课上内容课外讲，更有甚者，或变相，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穿小鞋”的现象，认为这是“把育人的义务当做的”。
榆树二小多位家长说，“可能除了校长，几乎每位老师都在办班”。第四小学旁一位社会班机构负责人说，“四小五十多个班，大概有六七十名教师在参与”。不过，此说未获。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说，“课后班被你们后，以后孩子放学去哪儿？”周兰和很多学生家长一样，因工作，无暇及时接孩子，于是，把孩子留在老师办的课后班里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一位全职妈妈也称，要不然，一天的时间都耗在孩子身上了。
不止一位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言语谨慎。“怕影响自家孩子上学。”一位家长说，他曾看到市有家长因举报老师办班而被查出来的新闻报道，最终，那位举报人的孩子因受不了学校的“青眼有加”而转学。对于家长的顾虑，榆树市教育局承诺会严格保密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部分老师的开班方式更为直白。榆树二小一家长曾接到教师的劝补电话，“你孩子成绩不行，来我班补习补习就好了。不补习还学什么习？”
不止在榆树市，课后班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是教育部门年年喊打的目标。2013年，教育部祭出“解聘”狠招对于在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课堂内容课外补，向所教学生收取补课费的，要依据教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然而，课后班依然疯狂。
有老师变相家长，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小鞋”穿。
课上内容课外讲，个别老师把育人的义务当做的，一年课外收入23万。
也有机构至今惨淡经营。李同是榆树市榆西大街上一家培训机构的管理人员，他所在的机构处在榆树二小附近。这家开张于2014年的培训机构，有一栋可用于课后班的四层楼房，但到目前，入住学生数为零，唯一在用的床铺是他自己睡。李同猜测，造成如今窘境，是生源被老师抢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