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的现代意思20世纪易学诠释发展的样态

　　进入20世纪，随着封建统治政体的瓦解和西学东来的不断冲击，曾长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学走向衰落。在国家层面，“四书五经”失去了封建统治合法性依据的地位；在学术文化层面，经学研究也不必站在“宗经”立场之上了。而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将“以经为纲”的旧学彻底转化为“以史为本”的新学。众多儒学典籍因失去了学术研究吸引力而遭遇无人问津的窘境，经典诠释学的发展逐渐陷入低潮。然而，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曾被视为儒学“第一经”的《易》，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几次大的研究热潮，对于易学诠释的研究甚至取得了重要突破。

　　先秦以降，随着后人对《周易》的解读趋于“熟烂”，易学的诠释框架逐渐生成并日益稳定下来，要么以汉注为模型，以“尊古”的态度进行文本训诂；要么以宋注为旨向，强调“以意逆志”、揭示义理，为此不惜疑经、改经。而且，凡研究易学者必视“经”“传”为一体，鲜有区分卦爻辞与《十翼》。稳定的易学诠释框架在给研究者进行文本分析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至清末，这些问题的累积最终造成《周易》研究困境的出现，如受困于《易》之版本的单传（历代沿袭王弼本），以致无法解决传本文献方面的问题；易学研究“信仰”化，多数人将《周易》完全视为儒家经典而对其内容中的子学观点进行曲解或无视；文本考据研究受限于新材料的缺乏，拓展空间狭小；传统《易》说已成定则，难以实现突破从而产生新思想。可喜的是，20世纪的学术实践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大批易学文献在现古技术的帮助下重见天日。其中，尤以金文、甲骨文、汉石经、马王堆帛书以及安阳殷墟出现的数字卦等贡献最大。同时，在中国学界因科学精神的流行而面貌一新、西方哲学思维的传入让国人视野豁然开朗，“经”之尊崇地位下降使得易学研究可以“回归自身”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易学诠释研究得以翻开新的一页。

　　从样态上讲，20世纪的易学诠释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传统易。此派学者坚持延续历代《易》注、《易》说，将义理、象数、图书并重。他们不愿意用新出土的材料推翻传统“《易》历三圣”之说，而以发明中国固有易学之道为目标。但是，他们无法回避易学发展面临的“新”的历史环境，因而也自觉地将时代要素注入研究之中。例如，杭幸斋主张先从专门解释八卦之象的《说卦传》入手释易。他强调观象之法、卦象之分类及进化之序，并以象数统辖易理。尚秉和注重以象解易，并接受北宋邵雍先天卦位之说，以后天卦位为用，先天卦位为体。另外，他还注重对易理的阐发，但反对王弼以至宋儒所谓的义理之学，颇有清代“正统派”的遗风。新中国成立后，学者黄寿祺系统解析了《周易》中卦符、卦辞和爻辞的产生与发展，并梳理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规范了读易的原则，重点解读了六十四卦中卦爻辞的关系、象数与义理的区分等。

　　第二，史学易。此易学派别随初年史学界形成的疑古而生，其核心理念是疑古、辨伪和考信。相关学者有选择地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求实精神，并引入西方实证方法，集中对《易》之经、传的内容、性质、时代、作者、文献等问题进行考证，提出了许多有关易学的新话题。顾颉刚著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论易经的比较研究及彖传与象传的关系》等文章，揭示出卦爻辞的本来面目和其用于占卜的本质，并辨明了《易传》不合于上下经的原因。李镜池著《周易探源》，探讨了易之经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传如何解经及传所言是否符合经旨等问题。1927年，余永梁著《易卦爻辞的时代及作者》，创造性地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应用于易学的诠释之中。他分析了筮法的兴起、卦爻辞与卜辞的比较、卦爻辞的作者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学者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将《易经》视为史料，将释易的目的设定为考察上古史。他首列“经意”，依原意疏解；次列“传解”，依传对经的理解加以注经。“经意”“传解”相依并列，彼此对照，显示出经之原意与传之理解的异同，由此说明了易学思想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第三，科学易。20世纪初，西方科学主义传入中国。在易学诠释领域中，现代科学思维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学者们或是利用科学原理解释《周易》文本思想，或是将易学与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进行原理互证，更有一些汉学家用西方科学观念重新审视《周易》，以期解释其中的某些核心概念。杭幸斋是以科学解《易》的早期尝试者，他提出“七色变日”“化学分剂与象数合”等“附会”式的论述。薛学潜所著《易与特质波量子力学》代表了科学易研究的一个高峰。薛氏根据六十四卦变化总结出易方阵，并以其中所含的数理及其交综线反映出的卦与卦关系，画出若干图形证明了《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同时期的学者黄本英所著《易经科学》、丁超五所著《科学的易》等书，亦分别将几何、代数知识注入易学诠释之中。20世纪70年代后，董光壁著《易图的数字结构》《易学科学史纲》《易学与科技》等书，将“科学易”上升为“易科学”，并给出了运用自然科学专业视角解析易学应遵循的科学原理。

　　第四，衍生易。伴随着20世纪易学研究“新材料”的出土，易学诠释中的“新”亦不断涌现。例如，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出土金文、甲骨文上的易之八卦数字符号的研究，数字卦研究渐成时尚。数字与筮法的关系、数字卦的符号意义、三画卦与四画卦的比较区分以及重卦问题等，一时成为学术热点。与此同时，帛书易研究方兴未艾。张政烺、李学勤等学者利用马王堆帛书研究重新审视《周易》，对易中的卦序、卦名、卦爻辞进行新的解读。尤其是他们对于《系辞》及《易》之经传的关系，给出了诸多新的解释。以余敦康为首的人文易研究，在此期间也初见端倪。余氏站在中国文化精神生成的角度，给予易学以新的打量。他立足文化发生学，对易学中包含的文化精髓和价值理想进行了系统诠释。他的努力为易道的现代诠释注入了新的元素。此外，张立文还在易学诠释与“和合学”建构之间建立联系，他挖掘出易学中所含“和合世界之整体贯通”与“生生”的原理。

　　总之，20世纪的易学诠释异彩纷呈。学者们在易学突破中超越了传统门户之见，将易之精神、易之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由此，易之大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