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星图

中国哲学如何获得更为充分的当代性？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如何与现代生活发生深刻的关联？我们能否从先哲的思想与实践中，开拓出积极而开阔的生命态度？如何通过中国哲学的历史回顾，为当代的价值选择建立本源性的哲学基础？这些贯通了历史与当代、思想与生活的追问，构成了杨立华《中国哲学十五讲》（以下简称《十五讲》）一书的核心关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是中华文化历史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内在需要，更为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某种突破的可能。

《十五讲》是一部充满现实关怀的著作，杨立华对当代社会的心灵困境与文化焦虑，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针砭；这种现实批判的锐气，在已往的哲学史著作中颇为罕见。在他看来，麻木与虚无构成了时代困境的两维——在一个习惯平庸、随波逐流的时代里，人们失去了心灵自觉与感受生活的能力，不断进入机械齿轮式的因循与无聊，这是麻木；在一个文化冲突的时代里，社会价值面临各种冲击、犹疑与扭曲，人们的现实选择缺乏根本性的文化依据，这是虚无——这一深切的时代观察，与存在主义的反思不无关联，中国哲学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因之具有 更为普遍的世界视野。

用什么来唤醒麻木？这是中国哲学需要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在杨立华看来，中国哲学基本的生命态度是“主动性”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点。在《十五讲》中，孔子的仁道被阐释为一种自觉自主的生命态度，克己复礼的实质是对主动性的发扬。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意味着主体的能动，以心灵为对象的反思是主动性的充分体现。主动性意味着心灵的完整，老庄强调“去知”与“丧我”，也是因为有限性的知识与“自我”遮蔽了更为根本的主动性。在宋明理学中，无论是程朱的“主敬”与“醒觉”，还是陆九渊的“收拾身心，自作主宰”，抑或是阳明直截简易的“致良知”，都指向生命的自立与主动，让因循散漫、缺乏意义的生活焕发出道德的激情。可以说，“主动性”是理解先哲生命态度的关键词，它围绕儒家的仁学传统展开，亦囊括了道家的自由气质。所谓“麻木不仁”，以“仁”为核心的主动性意味着生命的醒觉、道德的突破和根本性的心灵自由，在哲学史的阐发中，杨立华努力把这种自觉昂扬的态度，注入当代的社会生活，用中国哲学的生命品质突破弥漫周遭的心灵麻木。

用什么来反抗虚无？这是中国哲学需要回应的第二个问题。杨立华充分强调中国文明的“此世性”品格，哲学的使命是要为具体的生活提供价值根基。在《十五讲》中，先哲如何通过形而上的哲思，衡量与建立一个时代的价值标准，成为理解不同哲学体系的基本视角。在这一视域中，《十五讲》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立场。在杨立华看来，孔子坚定而平正的生命态度，体现出生活中的“应该”；而这些“应该”的根据，来自对“性与天道”的深切体察。在孟子那里，他通过“反身而诚”的理路，在自我心灵中明确必然、普遍的价值。到了宋明理学，程颢强调“自明吾理”，更是为一种合理的生活建立形而上的必然之理——“‘自明吾理’，就是要为儒家生活方式确立哲学基础，为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确立哲学基础。在中国哲学的视野中，哲学的思考始终是与生活安排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去探索好的生活安排，而这种好的生活安排背后得有形上学的、哲学的依据，而这依据则根源于天地自然之理和人的本质的洞察”。

中国哲学如何在形而上学的本源意义上，为现代生活建立必然依据，这是杨立华的哲学追求，也是他评价哲学史的基本立场。因此，他对儒释道的态度截然不同，对儒家充分阐扬，对道与佛则不免严厉。他批评老庄无法为文明提供根本性的哲学辩护，更直接延续了宋儒的辟佛理路，在全书中不给佛学留一席之地。对此，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丧失了哲学史的“公允”，但这份“偏颇”背后的济世之思，则更为值得理解与尊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中，“主动性”与“必然之理”从来不是矛盾的。主体性的高扬不会走向价值的游移与虚无，恰恰相反，人的主动性在作为自身本质的“天理”中彻底获得；而必然之理的实现，也依赖着主动性的发挥。在《十五讲》中，主动与天理、自由与必然之间呈现出协调的张力关系，杨立华对中国哲学史的具体探讨，也围绕着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应而逐一展现。由于高度的现实关切，《十五讲》不是根据某一框架，对哲学家的思想平面展开，而具有了更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杨立华试图叩问每一位哲学家的根本问题，在思想的展开脉络中，对其中的关键要点进行透辟分析。这种写法，让这本书的整体框架摆脱了哲学史写作的“套路感”，呈现出一个个具体而精彩的哲学分析。这些光彩夺目的哲学命题，指向我们根本的生存境遇，正因如此，它们不是转瞬即逝的烟花，而是澄澈闪耀的星斗。尽管《十五讲》在翻阅之初，不免略显零散，但倘深思其理，你自会看到颗颗星斗联成的不同星座——某种意义上，《十五讲》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哲学的星图，伟大先哲的思考与生命，犹如我们头顶永恒的星空，他们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基础，更时刻照耀着当下的具体生活。

（作者：孟琢，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