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昌评韩春雨撤稿：科学能够“自净” 媒体可以监督三星s3600h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特稿：韩春雨撤稿验证科学界“自净”机制

　　新华社记者黄堃

　　备受关注的韩春雨基因编辑论文争议事件近日有了结果，韩春雨团队在英国著名学术刊物《自然》子刊《自然·生物技术》网站上发表撤稿声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告诉新华社记者：“此次撤稿展现并证明了科研群体对于维护科学发现过程基本规律的承诺。”

　　确实，这次撤稿首先证明了科学界的“自净”机制，也说明了媒体舆论监督的价值，以及学术研究的复杂性。

　　科学能够“自净”

　　“国际科学界有‘自净’机制”，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对新华社记者表达了与安诺杰相似的观点。

　　一项研究有了数据、形成论文并通过同行评议发表，通常意味着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初步承认。但这并不是终点，论文发表后，各国同行会根据论文中的描述来重复实验，如果不能经受这一检验，研究成果就会受到质疑。

　　韩春雨团队2016年5月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的关于一种新型基因编辑技术NgAgo的论文就是如此。这篇论文因其所宣称成果的重要性而引发巨大关注，各国同行纷纷跟进。但一两个月后就出现质疑，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加埃唐·布尔焦在网上公开发文表示，他不能重复韩春雨论文中描述的实验，并且在与许多同行的讨论中得知他们也无法重复该实验，因此“我对NgAgo技术有严重的怀疑”。

　　2016年11月，《自然·生物技术》就此发表“编辑部关注”。今年初又有消息说韩春雨团队提供了新的数据，但杂志最终认定：“我们判定韩春雨及同事提供的最新数据不足以反驳大量与其初始发现相悖的证据。我们现在确信韩春雨的撤稿决定是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最好做法。”

　　“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正是科学界的“自净”机制。论文等科研记录是科学交流的基础，它们必须真实可靠。为了维护这一点，许多科研人员跟在“先行者”后进行没有名利的重复验证。正如《自然·生物技术》社论所说：“那些进行可重复性研究的人，其付出的努力往往得不到回报——这样的工作单调乏味，没有资金支持，还吃力不讨好。”但正是这种对真理的追求让科学不断前进。

　　媒体可以监督

　　“这显示了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在全天候媒体时代的重要性”，《自然·生物技术》在社论中提到了这一事件中媒体的重要性。社论说，“这无疑是一篇中国去年被报道最多的论文”，开始时媒体大量报道原论文所宣称的重要成果，而质疑声出现后也很快引起媒体注意，“有关该初始报告有效性的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开始交锋”。显然，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饶毅也是网络科学媒体“知识分子”的主编，在韩春雨论文发表后，“知识分子”率先报道了论文中所宣称成果的重要性。在质疑声出现后，“知识分子”又刊登了多篇质疑的文章，保持了客观公正。

　　“新闻的常规是很快报道事情的重要进展，科学新闻的国际标准是请多个专家读论文后发表评论。但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能判断其中的问题。好在对科学研究的判断还有时间的考验——同行的重复和验证。”饶毅说。

　　的确，新闻的时效性和科学验证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矛盾，这就要求媒体报道时理解科学验证的特点。《自然·生物技术》社论认为：“这篇NgAgo论文也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利与弊。显然，这些平台对于迅速提醒广大科学界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也抬高了人们的预期，以为有关这篇论文的问题是直截了当，可以快速解决的。然而，关于NgAgo的各种问题是无法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能澄清的，这是有原因的。即使是简单的实验也需要花费数周来准备、实施、分析和解决出现的问题。”

　　定性不应仓促

　　韩春雨团队在《自然·生物技术》刊登的撤稿声明是英文，《自然》方面提供的译文是：“由于科研界一直无法根据我们论文提供的实验方案重复出论文图4所示的关键结果，我们决定撤回这项研究。”不过韩春雨团队也表示：“我们会继续调查该研究缺乏可重复性的原因，以提供一个优化的实验方案。”

　　韩春雨工作的河北科技大学也声明说，韩春雨团队一直在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工作。鉴于该论文已撤稿，学校决定启动对韩春雨该项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相关程序。

　　可见，虽然论文的关键成果不能被重复导致撤稿，但各当事方还是在以学术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仓促定性。

　　美国乔治城大学神经科学系教授吴建永说，许多科研人员都有过学术失误，“我个人有过多次体会，自己认为百分之百对的事，实际是错的。我没有因为学术错误被捧上天，或被批得身败名裂，都是一种幸运。”

　　当然，如果最终调查证实这不是学术失误而是学术不端，也必然会受到相应处理。就在7月27日，中国科技部、教育部、卫生计生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协等机构联合公布《肿瘤生物学》107篇论文撤稿事件处理结果，其中有的研究人员被认定无过错，一些研究人员被认定不同程度存在过错并追究责任。

　　这正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学术问题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