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下山》原著作者徐皓峰:商业武侠片走向末路
陈凯歌的电影《道士下山》快下院线了,依然不见原著作者徐皓峰的评价,徐皓峰用“行规”回避了尴尬。七年后,再看小说《道士下山》,徐皓峰的心境从“柳树下”变为“电线杆下”,更为现实和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
他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谈到的武侠概念和电影实践,都与年长的师哥不同。陈凯歌认为,有些动作场景不用威亚无法呈现,而徐皓峰觉得,威亚像是明朝人用“双钩填墨”的技巧去伪造王羲之的书法,而他要拍的武侠片是刀刀刻在石头上,无法伪造的“魏碑”。
1 不谈电影《道士下山》
不仅因行规,理念也不同
对于电影《道士下山》公映后引起的口水,原著小说作者徐皓峰一直避而不谈。7月1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趁热举办了徐皓峰新书《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的线上发布会,正在忙着剪片子的徐皓峰抽出半天时间接受了全国媒体的微信群访。
“您如何评价陈凯歌的电影《道士下山》?”面对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徐皓峰表示不会回答这类问题。他解释说,按照影视圈的“行规”,原著作者不方便去评价导演,心有不甘的记者们在询问了关于新书、武侠的问题后,最后一个问题仍是问徐皓峰会不会拍《道士下山》?他回答说:“我自己不会拍《道士下山》,因为喜欢陈凯歌的《孩子王》。”
在这个“行规早已逝去”的年代,徐皓峰的沉默或许是一种坚守,抑或是逃不掉的人情味儿。徐皓峰和陈凯歌两人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年龄相差近20岁。1993年至1997年,在徐皓峰的大学时代,还没拍《无极》的陈凯歌依旧是神一样的存在,《黄土地》《霸王别姬》等是学院派“第五代”不倒的大旗。
相比之下,陈凯歌对徐皓峰并不太了解。前几天接受凤凰网专访时,他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与这位学绘画出身的师弟间的交情。在武侠片理念上,两人更是南辕北辙,陈凯歌说:“在他小说里,有个人可以双脚离地贴在墙上,这个人物我们也拍了,但没往正片里放,这个动作不用威亚拍不了,其实这不仅是威亚的问题了,而是你到底要在武戏中融入什么理念的问题。”
在徐皓峰的武侠概念和实践中,威亚和替身、镜头剪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徐克、程小东们的一个“发明”,这种发明让不会武功的演员显得武功很高,但这种方式使电影大于动作本身。徐皓峰打了个比喻,他觉得这类武打片像是明朝人用“双钩填墨”的技巧去伪造王羲之的书法,而他要拍的武侠片是刀刀刻在石头上,无法伪造的“魏碑”。
2 修改小说《道士下山》
七年后更宏观地看待世界
去年6月,小说《道士下山》时隔七年推出修订版,惜字的徐皓峰写了一个长序言《人生可逃》。原版序言《隐世者早逝者混世者》中,徐皓峰写得最多的是身边看到的人和事,而在修订版序言中,他提到更多的是那个时代,“共和”期望下的军阀混战。
谈到这种变化,徐皓峰觉得跟心境有关,他对京华时报记者说:“可能跟人到中年有关,原来可以更加感性地认识世界,但进入中年后,就会对青年时候的经历有着巨大的疑问。单凭着自己的经历和感慨,解决不掉这些疑问,必须放到更高的视野上来追求,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另外我对于当代生活,越是不适应,就越要追究不适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原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徐皓峰认为,清末受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之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开始分裂、崩塌,“原来我们所有的公共事业都是儒家在搞,比如祠堂、家族、社团、行会,中国的公义事业是儒家人士和儒家文化构成的,但它又找到私情跟公义的分寸感,起码一个人犯了罪,父亲不会揭发儿子,儿子不会揭发父亲,很多年的朋友也是这样。如果要讲大义灭亲了,那人性就扭曲了,成了法家的概念。而儒家在几千年里面,消化掉了法家的一些理念,它的奉公和殉情是有分寸的,比如儿子犯了罪,父亲去检举,人伦就没了,父亲可以回避这件事儿,别人去检举你儿子的时候,不能袒护。”
徐皓峰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源自儒家的分寸感,到了清末、民国时候却被当成了圆滑,或批判的国民性。而外国人眼中的清朝官员却非常优雅,“当时的法国人来到中国说,我们不能让中国人瞧不起法国人,在气度上不弱于中国人。而李鸿章的风度,在西欧人的描述里是很优雅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大陆人90年代看见周润发,很倾倒。”然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清政府也开始变革,学习日本的社会结构,把原来中国人“宽厚”的性格丢掉了。
“柳树下”的道士睡到了“电线杆下”
在修订版《道士下山》中,徐皓峰把小说开头的“一九二六年,杭州西湖边一棵大柳树下,睡着一个道士”改为“一九二六年,杭州西湖边一根电线杆下,睡着一个道士。”区别是把“柳树下”换成“电线杆下”,徐皓峰称这是一个很大的情节变动,柳树带有中国传统的味道儿,而电线杆子则是近代化的产物,这也蕴含着时代特征。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大情节改动是删掉了“纳粹进藏”的相关段落,这是徐皓峰出于读者的反馈做出的改动,他说:“因为出现了希特勒,读者觉得很奇怪,对于狐狸精的传说,很多读者确信不疑。而对于有明确史料记录的这个故事,几乎所有读者都不认可,觉得假。”
3 回应结构太散?
中国文学讲究留白
谈到有读者觉得《道士下山》的故事结构太松散了,描写一个人物往往寥寥数笔,有大量留白。在陈凯歌的长微博《对你说》中,也谈到类似的疑惑,称小说的人物像撒出去的珍珠,“我看小说《道士下山》看重的是一个‘奇’字,事奇人也奇,但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像一把珍珠撒出去,有去无回。将珍珠穿起来的是下山还俗的道士何安下。”
对此,徐皓峰称不能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文学,“尤其是通俗一点的大众文学,我们的读者总向西方通俗文学、向好莱坞影视靠拢,去追求人物、意义、高潮。这种文学其实就是圣经叙事,是圣经故事的写法。但中国的文学传统是笔记体小说,所以我在一开始做《道士下山》文学创作时,是按笔记体小说的方式走的,它也不是按照章回小说方式走,因为章回小说要求一个事件的连贯性,人物的连贯性。”
徐皓峰的这种思维和写作方式,跟他这些年与老辈武林人士的接触有关。他在和一些武林前辈谈话时,前辈往往应该跟他说三句话,却只说一句话,剩下的让他自己去悟。如果悟不出来,这天就没法聊了。他觉得,西方的文学叙事是倾诉式的,而中国的文学叙事讲究这种留白,“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没必要去点明”。
在小说《道士下山》中,徐皓峰称自己写的最喜欢的人是“程砚秋”,最满意的是写程砚秋在京剧《锁麟囊》中扮演的“薛湘灵”上楼寻球的由来,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却只用了几笔来刻画这个人物。
4 对话《道士下山》之外的武侠世界
我要挖掘动作本身的魅力
>>谈电影《师父》
要做一部古典叙事的正剧
记者:与前两部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相比,新作《师父》有何不同,有哪些新的探索?
徐皓峰:《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分别以话剧空间和电影画面构图来表情达意,而不是用常规剧情交代的层次来完成故事和主题。投拍《师父》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靠着商业性或明星说服投资方的。当时武打片已经式微,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支持我拍武打片,看中的是其他东西。
拍《师父》首先是我要做一部正剧,剧情也不是按照古典的剧情逻辑在演进,是跳进的方式,要用最古典的方式方法、用最古典的叙事和表演的方法做一部电影。本来这个是最常见的,但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电影反而最常见的东西已经见不到了,反而最常见的东西称为奇兵。
《师父》在武打形态上是正派。我在拍《师父》的时候跟头两部不同,我是本着同样是真实的武打,但是用正写正拍的方法,挖掘动作形态本身的魅力,而且这个魅力跟港台是不同的,这是《师父》的特点。
武术演员速成两个月就够
记者:据说主演廖凡几个月时间,功夫已经上身了,而此前《一代宗师》里张震也练出了一身功夫,这有何奥秘?
徐皓峰:我训练演员基本都是两个月,其实两个月就已经够了,原因就是中国武术里有一些门派是有速成法的。抢码头,走镖路,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的武术前辈就总结出了一套习武的速成之法。我训练演员其实用的都是传统的速成法,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真正的高手你还得继续修炼,但是作为演员,两个月之后就可以在街头打了。>>聊武侠电影
拍武侠片变成个人化的事
记者:陈凯歌接受采访时说,从《黄飞鸿》以后武侠电影只有一部《功夫》不错,您对这二十多年来的武侠电影怎么评价?
徐皓峰: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是武侠电影的衰落期。最早武侠电影发源于内地,这是二十年代末。但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武侠电影就被国民政府禁了,后来40年代末的时候在香港复兴,一直到现在。其实在90年代初之后,武侠电影的风潮就过去了,香港电影崩盘。
之后武侠电影的创作就再也没有形成香港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家都拍武侠电影的潮流,武侠片就变成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了。周星驰拍了一部武侠片,陈导拍了一部武侠片,张导拍了一部武侠片,武侠电影作为一个商业的类型它在整体上已经走向末路了。>>缅怀于承惠
跟他合作是我的幸运
记者:您觉得失去承惠老师这样的功夫演员意味着什么?
徐皓峰:于承惠老师不但人好,也非常有才华,他是才华未得施展的一生。他自身是传统实搏武术家,他的打斗形态现在观众看到的是《倭寇的踪迹》里的一段。当时我跟戴立忍聊天,他对于老表现出来的东西非常钦佩。戴立忍会功夫,还当过教练,也研究过街头实战。在这些懂功夫的人的眼里,《倭寇的踪迹》里于老的动作比他年轻时候的动作还要漂亮。于老过世我很难过,能跟他合作也是我的幸运。>>解读咏春拳
咏春拳八卦掌拳理相通
记者:新书《坐看重围》中透露了咏春拳的秘传,您是怎么接触到咏春的拳法的,如何设计了《一代宗师》里叶问和宫二的对话情节?
徐皓峰:我的资料搜集来自于王家卫,他给我看很多的书,讲很多的事情,还找了叶问的徒弟梁绍鸿,给我讲解咏春拳。另外,当我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还有跟梁绍鸿先生请教的时候,有早年对八卦掌的知识在,我拿八卦掌的拳理去跟咏春拳的拳理进行对照,发现两家的拳理相通之处非常多,所以在《一代宗师》里我才有自信写叶问和宫二两个人交流的情节。
-徐皓峰其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徐皓峰是从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开始的,作为电影编剧,他获得第33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实际上,徐皓峰还有多重身份,编剧、导演、作家、大学教授。他在2011年至2012年导演了《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并担任动作指导。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视听语言”等课程,颇受学生喜爱。
自2013年起,人文社出版了他《逝去的武林》《高术莫用》《武人琴音》,以及长篇小说《道士下山》《武士会》,短篇小说集《刀背藏身》等多部作品。7月初,陈凯歌根据其长篇小说拍摄的《道士下山》上映。今年12月,他第三部自编自导的电影《师父》也要见观众。
在徐皓峰的小说中,故事的设定背景往往是民国二三十年代。在他看来,武侠文化虽自古就有,但真正的气候还是在民国。彼时国家处于民族危亡之际,饱受内忧外患,提高国人身体素质、强健体魄成为首要目的,并由此带来了“尚武”倾向,习武之人盛多,这也造成了颇具声势的国术馆之风。
-记者快
徐皓峰自成体系 武侠路越走越远
陈凯歌的电影《道士下山》公映后,在电影爱好者社区网站的评分都在及格线以下,面对影迷们的低评价,陈凯歌已经没有《无极》年代的锐气。在他接受的几家门户网站专访中,显示出种种矛盾,比如“只拿电影换钱,就是下贱”,但自己的电影中却堆满明星。
没觉得徐皓峰的武侠理念有多牛,也不觉得《倭寇的踪迹》在观赏性上会超过一部陈凯歌的平常之作。不过,相比于陈凯歌追求的“满汉全席”和“一戏一格”,这位小师弟徐皓峰这些年来“自成体系”,越走越远。如果要拍一部充满哲思的武侠片,不妨找他聊聊哲思之外的武侠。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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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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