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观众正在走向粗俗化、浅薄化的路上

　　当下中国电影进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谢飞、鲍德熹和严歌苓前日参加“凤凰大影响”特别论坛，探讨“好时代与坏时代”，对于中国电影现状和乱象，三人针砭时弊作出了解读。

　　综艺电影真的糟蹋了电影工业吗？

　　谢飞：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片面

　　第四代著名导演谢飞曾以《香魂女》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表示，自己进入电影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已有半个世纪，对每个时代的改变深有体会，“现在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是好时代，因为以前中国连像样的电影节都没有，各方面管得很严。”而对于有批评说现在是电影的坏时代，因为出现了《爸爸去哪儿》这样的“综艺电影”，糟蹋了电影工业，对此，谢飞认为有些偏颇，“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大银幕甚至还播放过《春节大联欢》，因为当时没有电视，都是通过银幕放映一种黑白片：比如侯宝林说一段相声、郭兰英唱首歌，这算电影吗？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事情也不要那么片面。”

　　《金陵十三钗》、《归来》的作者、编剧严歌苓表示，自己的少年时期处在一个无电影可看的环境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父亲的关系才可以拿到内部参考片的票。当时两种票最金贵，一种是球赛的票，一种是内部参考片的票，当时看了很多西方电影，虽然现在看起来其中的很多都比较沉闷，但也算开了眼界。”

　　对于“时代好坏”，严歌苓给出的区分方法是：“我觉得，好时代和坏时代的区别或者大时代和小时代的区别就是：什么时候作家和电影创作者有了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好时代、大时代。”

　　中国电影真的是黄金时代吗？

　　严歌苓：我们的观众正在走向粗俗化、浅薄化的路上

　　谢飞认为，目前很多国产片的“胆子太小”，《归来》的电影版在他看来并不能令他满足：“尤其当我读了小说之后，我更不满足，如此技法成熟的导演都如此小心谨慎，这是遗憾的。”作为《归来》原著小说《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则认为《归来》电影版的改编思路几乎是张艺谋能走的唯一的路：“当时只有这‘一条缝’能给他去走。因为他很难迈步。”

　　谢飞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培养了两个绝世天才：张艺谋是视听电影天才，贾樟柯是人文电影天才。

　　严歌苓也高度肯定了贾樟柯和娄烨电影的价值，她认为这些第六代导演电影中折射出的人文关怀才是最为“政治正确”与“道德正确”的：“娄烨的每部作品都让我感动，他没有一刻是安分的，他体现的都是需要他独立思考、原创才出得来的东西。”严歌苓说，娄烨的《推拿》上映时，她去影院看，“也就七八个人，我都要为他掉眼泪了，我们的观众正在走向粗俗化、浅薄化的路上，但娄烨还在坚持自己的创作。他们从不和别人攀比，也不在乎自己的电影是否有那么多观众。我知道他们都会受到很大的诱惑，不论是金钱上的还是人情上的。”

　　对此，凭借《卧虎藏龙》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拿到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华人摄影师鲍德熹则表示，中国电影现在才开始起步，让观众买票走进电影院是第一位的：“我们没有了观众，就没有了电影。”鲍德熹同时强调，“大时代”的繁荣和“电影质量”在当下的市场反馈却并不成正比：“当下中国电影正迎来一场资本‘文革’，现在什么人都能拍娱乐电影，却没有人再拍文艺片。不得不说，这又是个危险的时代。”

　　写小说是一个人的战斗，但做编剧却不如写小说，“一个人是自己的上帝”这种幸福感也很难在编剧领域找到。谈及在内地做编剧的感受，严歌苓颇多无奈：“我感觉编剧已成为‘小三的小三’，没有做头了，大家可能觉得给我钱多我就做了，但我想我这个岁数还是别卖了，有一次我把定金退回去，就想还是别干这种事了，结果对方竟然问，‘嫌少了？不够多？’立刻要给我追加薪酬。”遭遇这种情况，令她哭笑不得。

　　好莱坞真的是榜样吗？

　　鲍德熹：现在是美国最开心的时代

　　对于目前中国电影人学习西方、学习好莱坞的热潮，严歌苓与鲍德熹进行了犀利的点评。

　　从编剧技法上，严歌苓也表达了好莱坞编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八股”：“我发现好莱坞编剧讲究‘保持戏剧冲突’，这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创作原则。由于中国电影人现在也在向好莱坞学习，所以也开始有导演跟我说，你的剧情必须至少要几个跟头(即出现几次戏剧冲突)。你必须得跟着他说的写，不然你辛辛苦苦写的也会被改掉。”

　　鲍德熹深表认同：“好莱坞对每一个题材有严格把控，《史莱克》或《超能陆战队》这样的片子不可能有任何不适合儿童看的暴力或色情元素。所以，我想把一个事实提出来：现在是美国最开心的时代。如今中国的媒体和评论都拜倒在他们的石榴裙下，把自己人打得一塌糊涂。这真的是美国时代。我看起来乐观，但同时很悲观。”

　　鲍德熹还举出了一些“以艺术片对抗好莱坞”的具体方法：“国家应该有一个行政指令，比如8厅以上的影院，每周固定一个时间播放一部由权威机构推荐的艺术片，然后国家补贴票款10元，我们鼓励年轻人去看一些好的电影，毕竟你无法和‘文化沙漠’空谈提高审美品位。”

　　文/本报记者 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