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太后与韩德让关系有多亲密？这段文字记载了一个

萧太后与韩德让关系有多亲密？这段文字记载了一个本站　　“大庄科冶铁遗址刚开始考古发掘的时候，媒体给它起了很多别名，比如辽代‘首钢’，严格说不太准确，但是很形象

　　“大庄科冶铁遗址刚开始考古发掘的时候，媒体给它起了很多别名，比如辽代‘首钢’，严格说不太准确，但是很形象。”北京市文物局第二研究室主任刘乃涛对记者说。“这里是一处集冶铁和制钢工艺于一身的钢铁生产遗址，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发现了采矿、冶炼、炒钢、居住、运输等遗迹，获取了整个冶铁制钢工艺流程和生产组织管理方面的信息，是宋辽时期中国冶铁遗址的典范，是揭示辽代冶铁业发达的最完整的实物证据，为完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体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依据。”

　　范学新参加过很多考古工作，在延庆也见过不少古窑，但眼前这座窑和以往的都不一样。这个窑有2米多高，只剩个剖面，整体呈不规则圆柱形。窑壁的烧结痕迹非常明显，质地极为坚硬。出于多年考古工作的经验，范学新把水泉沟村里村外转了个遍，又发现了七八座窑。村里的老人说，建村的时候就有这些窑，不知是做什么的。

　　刘乃涛几乎参加了近二十年来北京所有类型的考古发掘，而冶铁遗址考古还是第一次，“很有新鲜感”。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考古发掘的一大亮点，是多学科合作，科技考古和田野考古并重。大量科幻感十足的科技名词和考古专业词汇结合在了一起，三维激光扫描炉型复原、冶铁实验考古、炉内冶炼工艺数值模拟、地层孢粉分析等等。

　　辽对南京城的营建基本延续了幽州城的格局，没有大拆大建，但辽统治者不可能对这座城池没有任何作为。比如《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五年壬戌,诏修南京宫阙附署。”作为陪都，辽南京还建立了不少馆舍以接待宋、西夏、高丽等国使者。如燕京城南桑干河畔有城南亭，城内皇城之南有永平馆，城东北有望京馆和孙侯馆等。

　　“萧峰进得城来，见南京城街道宽阔，市肆繁华，远胜上京，来来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所听到的也都是中原言论，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萧峰和阿紫都很喜欢，次日轻车简从，在市街各处游观。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共有八门……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萧峰和阿紫游得半日，但见坊市、廨舍、寺观、官衙，密布四城，一时观之不尽。”

　　但站在大宋视角，看待澶渊之盟确实心态复杂，一方面，明明军事态势已经占优却求和，“岁币”有赔款或纳贡的色彩，因而多有屈辱之感。另一方面大宋经济为同时代诸国之冠，岁入高达一亿两，但是因为与辽国征战，每年军费就要消耗一半，每年被辽军劫掠的资财也远不止三十万之数。所以，“岁币”又是极为“划算”的。更何况由于宋对辽的贸易是绝对的“顺差”，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宋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

　　澶渊之战和澶渊之盟是萧绰军政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她发兵南征本就带着以战促和的目的，为皇权交接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宋史》记载，“时契丹母（萧太后）老，有厌兵意……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惟后（萧太后）愿固盟好”。作为辽朝的统治者，也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澶渊之盟的缔结与萧绰的主观愿望和努力是分不开的，甚至有可能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萧太后也是在北京城市史上留下最多印记的辽代人物。比如通州的萧太后河。这是北京境内唯一以人物命名的河流，曾经担负辽南京城的物资输送功能，是北京历史上早期运河的代表。虽然简略的《辽史》中没有这条河的任何记载，仅民间相传为萧太后主持开凿而得名，但从当时的军事形势上来看，传说属实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契丹人在辽南京城所需的粮食及各种物资，只能从辽东等地调集，走海路运输。具体就是从天津宁河的蓟运河入海口靠岸，换载河船后再循今蓟运河、北运河等，进入辽南京城。萧太后河很可能就在这时候出现，利用当时残留的古永定河河道、经人工疏通整理后，形成了上承蓟水、中连辽南京护城河、下接今北运河（时称潞水）的重要河运通道，承担了辽南京地区与外界的物资运输功能。

　　辽代时候，今通州南部漷县附近有一处湖沼湿地，名延芳淀。《辽史》中，辽帝幸延芳淀的记载有六次，均集中于辽圣宗一代，亦即萧太后摄政之时。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也就是在统和十三年的时候，在延芳淀附近安放了辽景宗及萧太后的石像。难得的是，这一活动在千年以后被考古工作证实——人们在今通州于家务乡吴寺村南发现了辽景宗石像，但耳、足残毁；可惜萧太后像毁于战火。

　　除了这些，路振的《乘轺录》还记载了一个“大八卦”：“萧后幼时，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生隆绪，即今虏主也……萧后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谓德让曰：‘吾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

　　路振在辽南京城内曾受到盛宴款待，他详细记载了宴会上的饮食，口味如何未表，倒是餐具印象深刻：“大阉具馔，盏斝皆颇璃，黄金扣器。”颇璃也就是玻璃，玻璃器皿在今天是司空见惯之物，然而在当时则是十分罕有和珍贵之物。据考古发现，辽代的玻璃器皿大多来自西方伊斯兰世界。王钦臣出使辽朝，也目睹了未曾见过的精美玉杯。“昔使契丹，戎主觞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尝见也。”可见，辽国贵族的奢华生活，只怕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为三国之祸福，如是其不侔也”。正如《金史》的这段论述，郭药师以一人之身而仕三朝，屡屡为变，对三个朝代的兴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谓时代的特殊产物。不过，这位“功臣”最终也没有得到金的信任。《大金国志》载：“大金虽以权宜用之，其心岂不疑之哉？始夺其常胜军并器甲鞍马散之，继夺其家财没入之，药师得不死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