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诞生日｜打捞私家电影补缺历史记忆——对话龚伟强先生

世界电影诞生日｜打捞私家电影补缺历史记忆——对话龚伟强先生本站　　电影，这个被誉为“第七艺术”的喜麟儿，已经诞生了126年光景

　　电影，这个被誉为“第七艺术”的喜麟儿，已经诞生了126年光景。电影是时代的记录，承载着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我们在流传至今的影像中习得过去百年风云留下的痕迹，除了主流影像承载着民族与大众的兴荣，还有一部分被誉为“私家电影”的时代产物，在被不断发掘，补缺历史记忆。在世界电影诞生纪念日到来之际，笔者就此问题与现从事中国历史影像及艺术文献的收藏与研究的龚伟强先生交流，他从民间渠道发现并采集了多部早期存世的稀有胶片。

　　陶赋雯：请龚老师先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电影拷贝采集的？您眼中的“私家电影”是如何定义的？

　　龚伟强：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确实是上海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个科班出身的电视文艺导演。可能是天秤座过于追求完美的原因，对自己所做的某些节目不是十分满意，有一段时间甚至感到特别疲惫。2011年台领导把我安排到电视台属下的音像资料馆做研究。其实做研究也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既然到了新的部门总要做点与众不同的事吧，我先是旁观，看看同事们究竟是在做些什么事。我发现资料馆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境内外的影像保存机构采集老电影（主要是纪录影片）中的上海历史影像。我就跟馆里领导提出来说，你们从其他机构采购的都是别人家的复制版视频，为什么不直接采集老电影胶片呢？领导说你有渠道那就你去试试。也算是运气吧，我尝试的第一炮就打响了：从民间收藏品市场收到了一批舒新城拍摄的独家电影胶片。随后在我的推动下，采集范围又从原来的上海题材扩展到凡是有中国早期影像的都要了。

　　民间采集，与机构采集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个是采集的载体不同，向机构采集的是视频资源的复制，人家不会把馆藏的胶片或拷贝卖给你，即便有复本也不会给你，因为他们要保持馆藏资源的独家性。所以有的时候一部10分钟的新闻纪录片，他们能给你的只是其中的5分钟、6分钟，出再多的钱也不行。民间采集就不一样了，你买来的是一本本电影原始胶片或拷贝。另一个不同就是内容的不同，影像机构馆藏的大多是早期的新闻片、宣传片之类的，而流入在民间市场的则可能是一些私人拍摄的胶片，最常见的是结婚、做寿、旅行、出殡一类的东西。

　　至于“私家电影”四个字，可以说是我杜撰的，当然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只是为了方便区分以前我们看到的、已经熟悉了的新闻电影短片和电影纪录片。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有“家庭电影”的传统。我曾经看到过一篇译文，标题是《家庭电影的创始者》，是一个叫Don Wharton美国人写的，傅国栋翻译的，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这么定义的：“由爱好家庭电影的父母们或是那些业余摄制家所制成”。但美国的“家庭电影”一词，往往又与“家庭影院”的概念相混淆，“家庭影院”在西方是一种可以发行、销售的载体。所以我就另辟蹊径造了那么一个词：私家电影。在我的概念里私家电影首先是姓“私”，用私人拥有的电影拍摄设备、以私人的技能拍摄的私人生活。类似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风行的用DV摄像机拍摄的东西，但DV毕竟是录像带，不是胶片电影。

　　陶赋雯：由于历经战争、社会动荡、家族迁移以及影片拍摄者（拥有者）故世等因素，加上私家影片大多是未曾制作复本（拷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私家电影胶片并不多，能够进入专业机构用于收藏、保存、研究的更是凤毛鳞爪。2011年您就开始从事民间私家电影胶片的采集工作，譬如舒新城拍摄的影片，还有《西北纪游》等等，都是纪录电影史上罕见的影片资源，您能谈谈这些影片的采集过程或其中有趣的细节吗？

　　龚伟强：说起民间采集，其中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尝过的。就拿舒新城的影片来说吧，文物商人手里有那么大大小小10本胶片，但他不知道胶片上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没有放映设备。我就是靠片盒、片芯上当年拍摄者做的标记判断是舒新城的作品，随后去找舒新城的日记，哇！非常巧，日记中非常详细地记录影片拍摄的过程，譬如今天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拍摄了几英寸的胶片，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在其中。我甚至觉得，日记上的很多内容并没有在这10本胶片上，也就是说舒新城拍摄的影片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佚失或散落在其他人手上。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那么幸运的。你刚刚提到的《西北纪游》，是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电影纪录片，是可以改写大历史细节的影片，纪录影片史上大概只有一部孙中山葬礼可以与之媲美。虽然当年报刊上有许多宋子文考察西北的报道，我也都一一收集了，但还是感觉缺乏细节，许多拍摄地点、人物还没有确认，我一直在找宋氏日记，但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

　　民间采集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一堆根本不知道来源、毫无头绪的旧电影胶片中首先要做出判断：值不值得买。按照现有的体制与流程，领导们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要买，买来有什么用？这就需要采集者做出明确的判断与回答。非常欣慰的是，10年来经我手采集的私家电影胶片，几乎没有失误。

　　这里举一个例子。有8本胶片的《大户人家》（暂名），卖家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批东西是从上海沈尹默先生家里出来的，开始我信了，因为查信息，前段时间沈尹默故居正在准备拆迁。但我还是不放心，特地走访了沈氏故居，并联系上了在北京的沈氏后人，得到的回音是他们家从没有人看见或知晓有电影胶片。那我只能跟领导们报告说：在那个年代住洋房、吃西餐、出殡阵势浩大、海内外到处旅行的一定是非富即贵的大人家，买下来肯定不亏。好了，最近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一位资深编辑帮我们确认了影片中的一位人物就是早年香港大佬周寿臣。果然是的大户人家吧。

　　陶赋雯：您刚刚说的故事，给我的感觉是：在胶片采集的一开始就要同步进行影像辨识与考证了。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什么特殊诀窍呢？

　　龚伟强：影像辨识不仅是一种技艺，也是一门学问，在我看来可以从景观辨识、人像辨识与年代辨识三个方面入手，影片中的建筑外观、周边景物、人物服饰、人物关系和时代性的器物等都可以被视为影像辨识的方式与手段。当然，胶片、胶片盒以及胶片盒或盘芯上遗留的片纸只字，都是我关心关注的细节。

　　人像辨识与拍摄场景考证，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这些年来，为了影片采集，我个人从各种渠道买了大量的早期老照片和图片册，有人像的也有各地城市景观、标志性建筑的。当然，更多的还是需要读书、读历史书，读人物传记，毕竟我现在从事的都是和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的工作。前面提到的融媒体中心的同事，他之所以一眼就能认出周寿臣，就是因为前些年他做过香港历史的纪录片。而我从影片发现到现在有一年多了，一直没有突破，就是因为对香港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不熟悉。

　　至于说到怎么判别胶片上的内容，起初我们是把卖家和胶片一起请到馆里来，再找一位会放电影的朋友带着放映机来放映。现在一些卖家和我熟悉了，他们大多会放心地把胶片先交给我，让我们先做初步的辨识与考证。然后根据内容与价值再谈采集的价格。

　　201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国际电视资料联合会（FIAT）年度颁奖典礼上，龚伟强获“全球最佳保存提名奖”，会后与同事们合影

　　陶赋雯：在您曾经采集的电影目录中，有许多片名后面的括号里写着“拟名”或“暂名”两个字，这些影片原先都没有片名吗？拟名是您拟的吗？拟名或暂名的根据是什么呢？

　　龚伟强：哦，私家电影与专业电影机构或新闻媒体拍摄的影片不同。有一些做得道地的影片拍摄者，会模仿早期新闻纪录片的样式手写一个片名，然后同样以摄影机拍摄，用剪刀、胶水、剪接器等工具接入影片的片首，但更多的是没有片名的。原本没有片名的电影胶片就需要给它起一个名。譬如“鄂州严氏家族影片”，鄂州是地名，捐献给我们电影胶片的严氏后人现在居住在湖北省鄂州市。又譬如“静安寺庙会及涌泉”，是我根据影片所拍摄的内容综合考虑之下给起的名。无论是拟名还是暂名的影片名，都是临时的、内部识别用的，必要时可以根据辨识与考证的结果给以重新命名的。譬如，前面提到的《大户人家》，以后可能会改成“香港周寿臣家族影片”了。

　　陶赋雯：私家电影有一种“内指向性”，结婚生子、生日祝寿、葬礼出殡、升学渡洋、码头送行接友，是私家电影中最为常见的场景与内容。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馆藏中有一部拍摄者后人捐赠的8毫米影片《严氏家族》（拟名，1930s）。拍摄者为上海海关华人职员，其结婚仪式、新娘生活、生子洗礼、休闲娱乐以及新郎先前在闽海关缉私艇上工作时的场景一一收入影片当中，通过有选择的记忆画面，长期留存了一个家庭的成长史。

　　陶赋雯：在所有龚老师分享的“私家电影”中，我个人对1930年由舒新城拍摄的《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最感兴趣。因为自己也有赴日访学的经历，在学术考察与域外“西洋镜”中探索发现，日日如新。这段“私家电影”记录下我们之于多位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近代史名人留下的“文字记忆”之外的“视觉记忆”，弥足珍贵。这份记忆不仅是国人的视野，也是国与国之间技术交流、学术考察的“跨域档案”。

　　龚伟强：舒新城拍摄的电影胶片，现已发现有16毫米8本，8毫米2本，由上海音像资料馆收藏。影片《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是舒新城加入中华书局后于1930年9至10月陪同书局老板陆费逵一行去日本考察出版、印刷、教育、会展业期间拍摄的一部较长的私家纪录影片，是中日文化、产业交流史上不多见的珍贵影像资源，且陆费逵早已于1941年在香港去世，留下来的相片也不多，一些出版物上经常出现他的相片与其他人张冠李戴，而这部影片中却保存着他与家人相当多的活动影像，弥足珍贵。当然，在此前后舒新城还曾以旅行者或游客的身份拍摄了很多短片。在《中华书局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中留下了历史上明月歌舞团小演员们仅存的活动影片。1932年5月28日在苏州五卅公园举行的“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现场，官方机构、新闻媒体以及电影公司均有影片拍摄，但舒新城以个人视角与手法拍摄的这部短片尤其显得别致与珍贵。

　　陶赋雯：每年的10月27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音像遗产日”，曾设立主题Engage the Past Through Sound and Images，即透过声音和影像触摸过去”，可以说影像（电影）成为链接过去历史地理的一种触媒方式。其中这些带有城市探索色彩的“私家电影”也记录了南来北往时代的风尚，类似中国古人专门的“游仙窟”文体，带上人类学的观察视角，非常有意思与意义。龚老师您们投入在精力和经费采集这类私家电影的目的主要有哪些呢？采集回来又会做哪些工作，主要是数字化修复与再传播吗？

　　龚伟强：非常好的问题。上海音像资料馆，是上海广播电视台属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她在台内部有另一个名称，那就是“版权资产管理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采集的电影胶片，主要是为电视台的节目提供素材和资源。私家电影胶片的采集只是一个方面，我也采集老旧的新闻纪录影片拷贝。在中国，电影的保护期是从公开发行、放映开始的50年。过了50年的电影就是公共版权了。如果我们从民间市场上获得了50年前的新闻或纪录影片拷贝，就不需要花每分钟数万人民币的价格去向别的影片保存机构购买数字视频文件了，而且不受限制地随便用。当然，私家电影胶片上的内容，目前用在电视节目上的还不多。一来我们的辨识、考证工作还没有跟上，二是一线编辑、记者、导演对这些资源还不熟悉、不了解。有时候我开玩笑地说，我所有的工作是在为历史而作，为未来而作。

　　至于你提到的胶片数字化工作，我们一直在做。早在2012年，我们就和上海电影集团属下的上海电影技术厂合作进行胶片电影数字化，并且制订了各种不同尺寸胶片的数字化标准，譬如16毫米的电影胶片按2K的输出标准数字化，35毫米的电影胶片按4K的输出标准数字化。和上影技术厂合作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他们很久没有接触老电影胶片了，担心我们送过去的胶片中有早期易燃胶片，非常小心翼翼，在物理清洁、数字扫描的工作房间内，特地配置了干粉灭火器，生怕万一出事。那时技术厂还没有拆迁，在闸北宝通路，我几乎每月都要跑技术厂，与厂里的师傅们一起探讨物理修复、数字化中的难点。说到修复，我们有另外的考量。我个人以为，老电影胶片经数字化扫描输出以后，除必要的祛除斑点、霉点之外，原则上还是不要去动它，保持原始样貌是最好的，是对历史、对拍摄者最好的尊重。给黑白私家电影上色彩，不足取。

　　陶赋雯：2017年时，您向上海电影资料馆捐赠了新闻纪录片《一·二八淞沪抗战》16mm胶片拷贝，它的拷贝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中国，不管是作为影像本身还是其长途跋涉的流转过程，均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在寻觅与拷贝遗留在民间、佚失在海外的早期中国影片与中国历史影像过程中，龚老师有没有“私家经验”可以分享？

　　龚伟强：《一·二八淞沪抗战》不是新闻纪录片，只是一条电影新闻片，是夹杂在一本当年新闻集锦中的一条新闻而已。记录了1932年的那场战役的现场实况，是当年由美国新闻记者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我个人收藏的，最后捐赠给上海电影资料馆。

　　龚伟强：哪里是什么嗜好啊，是无奈。确实，前些年我也收藏了少量的电影胶片和拷贝，有私家电影也有国外机构拍摄的新闻片与纪录片。大家知道，收藏有一句名言叫做“可遇不可求”。意思是：你要专门去找一件收藏品，难；遇到了，就要下手快，慢了就到别人手里去了。但是我们的的流程没法那么快，事必经过报告、流程等一系列手续。遇到那些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卖家你没辙，要么放弃，要么拿钱收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收了一些胶片电影，其中有一部CBS拍摄的《新中国的上海》（1973）拷贝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一部抗战期间的新闻集锦拷贝无偿捐献给了上海电影资料馆，同时我给我们自己馆里也捐献了一批数字化后的视频文件。

　　龚伟强：私家电影是一个宝库，早期官方机构、电影公司和新闻媒体顾不过来或不感兴趣的题材，在私家电影中都可以找到。只是，目前我们采集到的私家电影胶片相对于那个年代众多的拍摄者而言，还是很小一部分。在海外、在民间可能有太多的影片还没有被发现，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至于私家电影的历史价值，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地显露出来了。不容置疑的是，某些私家电影作品的发现，会改变历史细节的书写。

　　当然，由于拍摄者对于电影设备、电影手法技巧的熟悉程度不同，留存下来的影片也是参差不齐的。即便拿摄影界的名人舒新城来说，他最初的影片是没有起幅与落幅的，而且镜头始终在摇。但这不影响其影片留给我们的珍贵影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