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下一个药神别光靠等着
线年的中国电影来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大起大落交替进行,阴晴圆缺轮番登场,身处其中的我们,也体味了太多的五味杂陈。
至此,我们将以不那么严谨的角度,带来2018年的系列盘点专题,严肃的、娱乐的,洋洋洒洒,谨以此纪念即将过去的2018。
关于电影,有太多要说的。因为这即将过去的2018,对于整个中国电影来说都已经注定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特殊年份。
全年20亿+的6部影片里,国产片占了5席,《红海行动》(36亿)与《唐人街探案2》(34亿)位列冠亚。
中小成本的现实题材国产片里跑出一匹匹黑马,年中的《我不是药神》成为现象级国民电影,影片素质与口碑导向越来越重要,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趋势。
国庆期间,“277天,500亿”(中国影史最快纪录)的大字还历历在目,但漫长的三个月过后,却只多出了90多亿,反差确实有些大。
截止到圣诞节当天,中国电影市场的年度票房约为595亿,距离早前喊出的600亿目标,一步之遥。
从5月份就引起关注的演艺圈阴阳合同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最终在年底发酵为影视业的疑虑与讨论。伴随而来的还有项目流产、资本撤出等令人不安的坏消息。
但与其焦虑于那暂时无法改变的客观现状、忧心于那已至或将至的变局,不如适时换个角度,把注意力转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人自身,一个是放在更长久的历史中去考量。
举我们熟悉的香港电影为例,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电影就一度跌到冰点,全年的产量只剩得七、八十部,而那时距离每年两百多部的黄金期(1993年为顶峰)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但就像我们今年所谈的电影泡沫一样,香港电影在90年代中后期走入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此前十年膨胀发展催生了太多泡沫与投机,在累积到一个节点后终于破裂,两者是有相似处的。
作为亲历者的杜琪峰后来回忆说,“那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当时市道差,刚成立一年的银河映像也陷入经营困境,最难的时候办公室的租金付不起、团队工作人员的薪酬发不出。
那一年他在报端接受访问时也袒露对生存环境的无力感——“从前我看前景会看两三年,去年会看一两年,但现在我只能看到两三个月!”
他说既然市道不济,没多少人投资电影,拍什么题材大家也都没有信心,那为何不干脆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于是有了超低成本、19天拍竣的《枪火》。
由于资金紧张,所有演员片酬都自动降到最低,连衣服、车子都是演员自带进组;商场租不起,就利用半夜没人的有限时间紧张构思,现场发挥;胶片不够,就争取高效合作减少NG,总之,人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团队信任与对电影创作的高度投入延续到后来的银河映像作品里,杜琪峰也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才真正显露出大师相。
所以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回看,那时的香港电影,那时的杜sir与银河映像品牌,是不是可以给当下的我们一些启示?
任素汐、章宇,两位在话剧界沉浸多年的优秀演员依靠年尾和年中的爆款——《无名之辈》和《我不是药神》齐齐走红,证明了非偶像型演员身上的演技魅力与商业价值。
我们渴望爆款但不能依赖爆款,还是需要常态的、认真的类型片和跨类型片制作,比如像《唐人街探案2》《动物世界》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它们中除了《红海行动》与《无双》是出自香港中生代导演外,更有出自李芳芳、陈思诚、苏伦、文牧野、韩延、饶晓志这些内地年轻导演和新导演之手,创作者更新换代的意味明显。
在观众市场之外,更不要忘了今年内地电影新人在本届金马奖上的全胜,其中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与改编剧本、最佳新导演四个大奖被胡波《大象席地而坐》和文牧野《我不是药神》包揽。
与新导演的崛起相比,大导演的光环在今年更趋减弱。姜文、徐克、张艺谋三位名导都奉出新片,但无一例外地平淡收场。
张艺谋的《影》口碑略优,可也只收6.3亿,好在68岁的张艺谋终于在金马收获一座最佳导演奖杯,竟是三十年导演生涯里的第一次。
零零散散说了这些,无非是要看到所谓的2018寒冬之年背后的关于中国电影更多的侧面,既然寒冬已至,更要去孕育和发现春意。
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当然希望能有越来越多好看的多元的电影,作为一名从业者,愿所在的行业能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中途遇到的坎坷与煎熬,难免,但要坚持和相信。
李安在经历多年的人生低谷后,在遇到他的第一位制片人时的第一句自我介绍是“我是李安,再不拍电影我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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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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