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影视艺术化手法引发大众思考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

借助影视艺术化手法引发大众思考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本站　　《荒野猎人》由美国真实的传奇故事改编，上映后好评不断，不负众望荣获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摄像和最佳男演员等三项大奖，并获第73届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电影；成为电影史上又一经典之作

　　《荒野猎人》由美国真实的传奇故事改编，上映后好评不断，不负众望荣获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摄像和最佳男演员等三项大奖，并获第73届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电影；成为电影史上又一经典之作。文艺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表现手法，更重要还在于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引发了大众对人性、人与自然等命题的思索。

　　《荒野猎人》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通过多元共生的生态叙事模式、诗意的影像镜头讲述了19世纪美国历史上一位真实的拓荒者——休格拉斯到蛮荒西部远征捕猎，在森林里遭遇族人攻击、同伴背叛、亲人被害、灰熊袭击等磨难，最终顽强活下来的故事。不少影评人热衷分析影片的精神特征与人文内涵，而本文拟从影片所聚焦的人性，所剖析的人性良善、丑恶的主旨，来探讨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下，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等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贫富分配不均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并由此带来精神生态危机。

　　当下，如何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化解精神生态危机，让人类真正实现“诗意栖居”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电影艺术便自然而然地开始“注目”这一现实话题，如学者所言：“影片《荒野猎人》是一部典型的生态美学作品。”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多元共生的生态叙事模式和影视艺术之下自然生态之美两方面的剖析，旨在探寻影片如何借助影视艺术化手法，引发大众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探讨这个传奇故事带给观众的哲思。

　　多元共生的生态叙事模式《荒野猎人》叙事背景是美国西进运动时期，影片呈现了19世纪发生在北美落基山脉的故事，在这里，新的毛皮贸易行业从业者——山人，主要以采集销售动物皮毛为生，其中，约有3000至5000人是白人，影片主人公休格拉斯就是其中的一位。接下来的进程中，落基山脉还有过淘金热和石油开采等从自然环境中野蛮掠夺资源以换取财富的历史。这段漫长的掠夺史不仅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且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彰显人性的复杂内涵；同时，该进程亦体现了人类的拓荒精神与征服意志。

　　面对多重叙事矛盾，导演采用了多元化的叙事视角，既有山川森林、草木河流等自然生态的呈现，又着力刻画人的生存问题，以及在社会文明发展中，人类必然面临的种种困境和磨难，这些共同构成了影片多元共生的生态叙事模式，因此该片成为一部“生态美学作品”，而这一生态不仅仅是自然生态，还包括人的精神生态。人物形象塑造是电影叙事策略的重要方式，更是导演表达思想、凸显电影主题的符号载体，生动的人物形象会与观众产生心灵碰撞，使观众不惑于表层叙事而真正地沉浸剧中。故此对电影叙事来说，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荒野猎人》中，导演将印第安人刻画为“野蛮”人，但塑造了两个性格行为截然相反的部族，一类是凶悍、野蛮的里族人，他们偷袭白人捕猎队，与白人是紧张、对立的关系；另一类是“良善之辈”的波尼族人，影片主人公休格拉斯的妻子便是波尼族人，构成一种和谐关系。以休格拉斯为代表的白人则成为“文明人”，他们与里族人就生存资源展开了殊死搏斗。电影开篇6分钟左右“兽皮争夺大战”，这一情节亦是该片重要的叙事动力，导致了休格拉斯与伤亡惨重的白人捕猎队的危险之旅。此处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印第安人形象在美国西部电影中一直是野蛮的象征，但在《荒野猎人》中，导演并未完全按照这一模式刻画印第安人的形象，而是有了新突破，在赋予印第安人野蛮形象的同时，也刻画了印第安人美丽、善良的形象。

　　与此同时导演也将白人分为两类，一类即以休格拉斯为代表的英雄形象，另一类以菲茨杰拉德为典型，他们为追求利益不择手段，枉顾道德、没有底线，抛弃同伴，杀死同伴儿子……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野蛮人。通过这样的对比塑造，导演将人性问题赤裸裸地呈现在观者面前，在鲜明的对比中引发观者的自我反思与追问。该片虽然在人性、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上引导观众思索，并通过独特的生态叙事方式谴责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宣扬一种向往和谐自然的生态观，但从一个侧面来看，导演的叙事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是希望保障人类自身的利益。

　　在影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主人公格拉斯并不关心生态，他只关心生存，如何在与自然、棕熊、同类的斗争中活下来，是他唯一追求，因此，即使在自己与棕熊搏斗中险些丧命，之后格拉斯依然会炫耀他的成功，将棕熊牙齿挂在身上以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猎人。从价值观层面来说，影片宣扬的依然是美国个人英雄主义，这集中体现在主人公的复仇情节中，只不过与其他此类电影的宏大叙事不同，《荒野猎人》是在一种独特的生态叙事中，刻画孤独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人公“受难”的经历甚至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他的英雄色彩。

　　影像艺术下的自然生态之美从电影背后的象征回到画面本身，导演的生态叙事通过影像艺术化手法表现了大自然的生态之美。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当代美学延展出一个新的领域：自然生态美学，其聚焦于自然，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之下，强调人类回归自然，尊重自然，这一理念已然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审美理想，诸多影视作品将自然生态美学融入电影艺术表达中，启发观众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相处关系——唯有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荒野猎人》就是其中成功的一部。

　　导演为观众呈现真实的自然风貌、生态美学，衬托人性的善念与丑恶，片中运用大量空镜头、长镜头，并坚持采用自然光，营造出逼真、诗意而又恢宏的观影效果，也充分体现了电影镜头的美学价值。巴赞曾说：“长镜头是现实的渐近线”，长镜头是相较于短镜头而言的，巴赞的长镜头理论认为在叙事功能上，长镜头具有“保持时空的完整性和可信性、保留生活内涵的暧昧性和丰富性、饱享多角度看动作的眼福”三大优势，如影片《寄生虫》运用长镜头增强影片叙事的真实性，助力该片隐喻性的暗示而大获成功。

　　影片《荒野猎人》也发挥了长镜头的写实功能，影片一开篇导演便拉开一个引人入胜的长镜头，格拉斯带着儿子们在森林中狩猎的场景，镜头从水源上游俯拍，通过上移、右移、俯拍、右摇等镜头运动实现了自然环境的呈现与人物空间的自由转换，黑色的树根、流淌的河水、阴森而雾蒙蒙的环境，营造出雄浑开阔的空间感和荒野之感。随着镜头的不断运动，格拉斯与儿子们逐渐进入画面，镜头性质转变为叙事性镜头，最后镜头拉向远方，从森林远处投射过来一缕温暖的阳光，赋予冷飒的画面些许阳光与温暖，此时他们同时开枪瞄准了远处雾气中的麋鹿，随着枪响结束第一个长镜头。

　　在这个长镜头中，没有人物对白或旁白，仅凭环境的塑造与人物的行为动作交代故事情节，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者眼前，尤其是通过长镜头语言刻画自然环境的壮丽、阴森、温暖，导演与摄影师最大化发挥了电影特殊的镜头语言表达美学诉求，成功地将自我对审美的理解与摄影艺术美学原则及自然生态之美交融于镜头中。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门类艺术，光影可谓摄影师手中的画笔，经历好莱坞电影蓬勃发展，约从20世纪60-70年始，质朴而真实的自然光受到摄影师的追捧，实景拍摄成为一种时尚和美学。

　　欧洲新浪潮摄影师拉乌尔库塔尔认为：“自然光是美丽的、覆盖全身的日光……一个电影摄影师不应该让自己忘记观众的眼睛是自然调到全日光的。日光可以捕捉到一个人真实的面部表情。”拥有多年纪录片摄影经验的阿尔芒也崇尚自然光的美学风格，强调不应破坏原有的光线质感，应当保留自然光原本的光线结构和形态。他在拍摄的《女收藏家》时，因经费原因，没有使用打光，而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自然场景和自然光，这使得影片整体的真实感得到加强，意外获得成功。在《荒野猎人》中，自然光的使用为影片的成为经典做出巨大贡献，摄影师为给观众带来真实的自然生态之美，整部影片都使用自然光，尽可能地“摹写现实”，也就是说，尽可能呈现真实时空中光线的光质、光线自然结构和逻辑关系，没有用一丝的辅助光，使得全片处于一种雾气迷蒙的灰暗之中，却又真实勾勒出了大自然之美。

　　该片为了拍摄到符合电影美学风格的自然光，每天差不多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光线是符合导演要求的，由此可见，影片生态美学的表现精益求精。不仅是自然光的运用，许多影片中还会使用特殊的色彩来传达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感觉，创作一种“有情感驱动的光线”，表达光线和色彩的形式美感，突出影片的主题情感，而这当然需要配合镜头的拍摄。如《荒野猎人》中的个别镜头，导演在拍摄密林的过渡空镜头片段时，将自然光呈现得极为诡异，整个天空布满画面，中心出现一道“圣光”，这道“圣光”赋予消极压抑的荒野一种神性，从而使得影片具有宗教色彩和寓意，启发观众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并如何看待人类的命运。

　　导演伊纳里多在《荒野猎人》中将美国传奇故事成功转化为多个哲思问题，借助多元共生的生态叙事与影像艺术化表达方式，启发观众对人性内涵进行剖析，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追问个体生命的价值，并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这些问题均基于影片独特的生态叙事视角而展开，并成功地将电影艺术审美与生态美学有效交融，这也是该片能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大奖的原因。